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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瞎子摸象,還是亂扣帽子?讀兩篇關於印度的文章有感

近數天本人的Facebook塗鴉牆,都被一篇關於印度的文章洗版,題目就是《去了趟印度旅遊,結果一路吐著回來》(以下簡稱為A文),看過以後,沒有太大的反應,因為本人雖然沒有去過印度,但平時在媒體接觸閱聽所見,也曾看過類似的東西。不過今天睡醒以後,就看到Facebook又充斥著另一篇關於印度的文章的連結--《去了印度40城旅遊,結果沿路找不到一具浮屍》(以下簡稱為B文)。

文章細節,請大家自行點擊連結去看,在此不在贅述了。反而有一些看法,不吐不快。

B文的出處是一名台灣人的網誌。作者說自己去過印度不少地方,也可以看出,B文是要為印度「護航」,反駁A文「不實」的地方。但是讀了好幾次B文,卻總覺得,當中的論點及論據,也不太站得住腳。

好似B文的作者,說自己去到恆河邊,看到有魚,而在台灣的河邊看不到魚,暗藏的論斷是:台灣的河比恆河還要髒;而她本人在恆河邊,也從沒有看到有浮屍,強調所有在河邊火化的遺體,都是燒淨殆盡,才倒進恆河裡的。雖說眼見為實,我不會懷疑B文的作者,強掰說自己沒有看到浮屍,但是以「沒看到有浮屍」為理由,作為「恆河沒有浮屍」這論斷的佐證,與A文的「在恆河看到浮屍」相比,用句英文來說,就是one’s word against other’s word,信這還是信那,只能憑一人的判斷,但是這判斷是基於沒有更多佐證的情況下所作的,弄錯的可能性很高。

對於此我們要怎麼做?不妨花一點時間找找資料吧。好像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還有印度環境及林業部報告,都曾指出恆河的污染源,包括動物屍體,以及未焚燒及半焚燒的人體遺骸。至於家居及工業廢料,直接倒進恆河,更是不必說。有教徒每隔十二年,集體到恆河邊出席活動,更會令河水的污染程度一時急升

我也曾問過曾到印度旅遊的朋友,對方也說,雖沒有看到浮屍,但是可肯定,恆河邊的火化遺體是馬虎的,未必將整具遺骸全燒成灰。以前看過國家地理頻道及發現頻道的紀錄片,也說恆河的污染問題是難於根治的,因為污染源頭實在太多,而去到邦政府的層面,卻是執行不力。

走筆至此,我會覺得,A文及B文都聲稱,他們看到的是事實,但是現實卻可能是一如成語「瞎子摸象」般,自以為看到事實全部,但實情是只是當中一部分而已,同樣都有以偏蓋全的毛病--其實A文應該被批判的角度,是我們太喜歡以自己的標準,去批判他人吧。不過B文舉例說,其實在荷蘭、在英國,也有很髒很亂的情況,以此否定印度很髒之說,這在辯論的角度而言,是很糟的手法,因為這只是轉移視線,不能完全將印度很髒的說法推翻:這不是魯迅筆下的「臭蟲論」麼?

另一個我比較在意的地方,是B文作者針對A文的來源,就扣別人帽子的行為。作者考證過後,發現A文是源於幾年前一篇在內地被人傳閱的簡體字文章,批註曰「原標題是「民主」印度,看來真的滿有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洗腦文」,最後語重心長的說道:

大家在閱讀這些腥羶色重口味文章的時候,除了感官的刺激之外,也可以想想這些文章背後作者的動機是什麼?只是想洗腦民主有多糟?還是要利用死屍的照片衝網站的流量和人氣,賺稿費?也可以想一下這些文章究竟有沒有營養,你讀完究竟有沒有收穫?有些人可以早上花三個小時看一份重口味的報紙,卻說自己忙得要死,沒有時間實現夢想。

相信電腦螢幕前聰明的你,已經知道什麼是真相。

我讀A文,也察覺到一點大陸八股文的寫作手法(好像那些專家之言)等,但是簡單一句「這是一篇(共產黨)洗腦文」的結論來扣人帽子,是否經得起邏輯的考驗呢?因為這一來是以主觀判斷,全盤否定A文中相片呈現出來的「印度」,二來因為不認A文的請點,就猜度作者的動機(來源地、簡體字...等等),亦是很無聊、低級的反駁方式。

但是我同意B文作者的是,我們都經常不假思索,就將看來很能刺激感官的網站連結,順手一按轉發出去。前幾天我不少朋友概嘆「這就是印度」,今天就有人說「原來網上都有很多『強國人』啊」。但是我們轉發之前,是不是應該停下想想,看看當中的聲稱及主張是否正確?在這件事上,「真相」絕不一定是A文所呈現的東西,但也絕不是B文作者所看到的,我對兩邊的說法都有保留。但是網民/鄉民的情緒,隨著一篇篇文章的先後出現而有所轉移,這才是令我感到不高興的,這篇回應寫得很好,不妨作為結尾:

滿神奇的,昨天有人說壞話,今天有人說好話,觀感立變的人竟然很不少!!後說的就一定是真相!鄉民搖搖擺擺也算是一大特色。真相只有自己去過最清楚,不然也要有大量的、多數見證過的人現身說法才能談的上可信,

什麼是謠言?什麼是主觀看法?誰能說自己的立場絕對公正客觀,上一篇”一路吐”我是覺得很誇張,而這篇護航味道也太深。...再補充,說”一路吐”是醜化謠言者,現在是不是又輕信了一篇美化謠言呢?鄉民同樣都是沒去過也懶得查證,怎麼這篇就是”真相”加身,看一下好幾頁的回文還真是挺悲哀的,有人說就有人信……這是太天真?還是太隨便?……的一大堆人。

後記:這裡久未更新,以此一篇作為「回歸」之作,希望日後重拾寫作的動力吧。

六四24周年


via nicesoda.com’s Ryanne Lai

又到六四。一個令人心痛的日子。

更令人心痛的,是圍繞著支聯會「愛國愛民」這幾個字所掀起的爭論。這世道,很多本來意思很正面的字,都被當局污辱,「理性」如是,「愛國」亦如是,支聯會最初說要奪回「愛國」的話語權,可以理解。正如近日被不少人傳閱的陳牛文章《他們早就沒在討論愛國了》指出那般,愛國不等於愛國主義(或更正確點說,是盲目的愛國主義),但是連番爭論顯示的是,但凡見到「愛國」二字,就不加思索地認為是要隨著中共的那套調子起舞,從而得出杯葛六四晚會的結論,不但是中了中共那一套,也是失卻對於當日在北京各處地點被殺的平民的尊重。

其實我們更加需要出席明晚的集會,不但要向中共說明:「我們沒有,亦不會忘記你們當年的暴行」,亦是要向提出杯葛六四論的人說明:「我們出席,不是因為『撐』支聯會,而是我們懷念這些亡魂--這是超越國界、政治、身份等等概念的。」

對,其實出席六四晚會,動機就是這麼單純:悼念亡魂,以示不忘,期望平反。這是一條道德底線。去維園亦不是等同我們支持支聯會,這樣以為的人,智力也極有問題。大家不要因為簡單的大陸/香港二分論,而失去尊重生命的良知及堅持。

看WYNG大師攝影獎展覽有感

這裡很多年以前,就已經標示使用「共享創意」的概念,當時我用的是CC 2.5,權當是趕新潮的行為之一。但我承認我太懶,沒有理會別人--如果看得上我的文章的話--將文章分享出去時,有沒有加以標示來源。這是我說趕潮流的原因。

忽然舊事重提,是因為友人有份參予籌備的一個展覽,會在本周日(三月廿四日)舉行講座,題目是《富裕經濟學:版權是創意的凶手?》,當中也有香港共享創意的人員參加。對方知我也有本泊使用Creative Commons,囑咐我可以宣傳一下:這當然是舉手之勞。如果大家周日有時間,可以報名參加,亦可順道看看展覽。

-----「非工商服務」的分界線-----

言歸正傳。因為友人有份參與籌備「WYNG大師攝影獎」展覽的工作,加上展覽地點與居所極近,所以日前趁放假時,去參觀了一下。這個獎項是首次舉辦,主題是「貧窮」,而展覽的題目是「貧富懸殊」,早前傳媒已經報道過,今日(三月廿一日)請來有「魔僧」之稱的顧汝德開講,算是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所以我猜想,應該有一定數量的人耳聞過這個展覽吧。

不過得老實說,看罷幾名入圍者的作品,我覺得十分不是味兒。

怎麼說呢?得從「貧窮」二字說起。近年我們經常說,香港貧窮人口愈來愈多,貧富懸殊--無論是統計出來的堅尼系數,又或是「相對貧窮」的現像也好,等等--問題是愈來愈嚴重。對我而言,「貧窮」的概念是絕對Tangible的,不是甚麼「形而上」的東西,亦即是說,朝不保夕、捱餓等等,連基本生活甚至維生,也不能應付的情況就是貧窮。別對一個窮人說:「看,有些人比你更窮、情況更慘呢。」這些言論,是不會令一個窮人因此感到飽足的。

正因為此,當我見到「貧窮」及「貧富懸殊」的題目時,我下意識地會以為,入圍的攝影作品,會是直面這個議題。換個方法表達,就是赤裸裸地表違,這個城市的貧窮人口,是如果掙扎度日。不過帶著這個主觀意念入場的本人,看罷七名入圍者的作品後,我只會覺得陳偉江的《紀錄一》,及高仲明的《毫宅》,表達出這個城市雖然號稱富裕社會,但有不少人活在貧窮線以下的荒謬。

也得不客氣地說一句,我真的會覺得,鄭瑋玲的作品,與「貧窮/貧富懸殊」的主題完全對不上,甚至連紀錄一個社區的「新聞紀實攝影」也談不上。其實陳嬋娟的作品,也有這樣的傾向,不過令我無名火起的程度,還是前者較高--我看時的心情是:「窮?窮你個頭!」

同樣地,趙峰陳啟駿的作品亦令我納悶。我看了幾次,算是勉強明白他們的作品想表達甚麼意見,但是我私見以為,要經過好幾層思維的轉變,才能將作品與貧窮扯上關係,恐怕只有是衣食相對無憂的「有閒」階級,才會明白當中的涵意。也許可能是這兩人的作品,「藝術」的成份較高吧,不過正如我之前所言,「貧窮」是down to earth的東西,需要直面應對,以過份藝術的形式表達,好像是隔了很多層的厚紗,反而令人不知所以。

我承認我不懂攝影藝術。但我自問不是一個不知民間疾苦的人。我看著這批作品,不太感受到貧窮情況的嚴重,反而是覺得,是一批「高知」以很優雅的形式,在清談貧窮這議題,不入世之餘,亦沒有給人太大的震撼力。我看展覽的時候,正是下午一點半至兩點的半小時,展覽場地位附近有多座商業樓宇,這個時候來參觀的人,多是在附近辦公室上班的白領一族,我抬頭看著貼在吊板上的照片作品,再低頭看看地板,看到的是一批批衣著相當光鮮、穿名牌皮鞋的男士及OL。我想這個對白,才符合展覽的主題「(照片的人)(年薪極高的上班族)(掛在吊板上的照片)(兩者有多大的對比!)」。

說到「直面貧窮」,看到今日的新聞,說林鄭月娥今日出席青協一個論壇,討論貧窮問題。想起有從事傳媒的友人說,現在但凡有活動邀請高官出席,官府中人都會十分提防,會問清楚活動還有甚麼人獲邀,因為擔心到時會有人「踩場」鬧事。當然,林鄭出席青協的活動,安全指數極高,不過換個角度看,出席活動要左挑右選,驚的是有人提出一些令他們難堪的議題,倒與我看罷攝影展的感覺很像:都不是直面這些議題。有這些窩囊怕事的高官,真是:怎能一個「吥」字了得!

父母親應該是「智囊」嗎?

今日(周三)幾個友人都在面書上,分享《AM730》「人在中環」的專欄,及作者事後在自家園地的另一篇文章。有友人的按語說,要鬧的是文中事主的父母,而非應徵工作的事主本人。

看罷,倒有一點感想可以分享。大約是去年夏天的事罷,有友人詢問於我,說有沒有興趣到另一間公司上班。本著「看看也沒有壞」的心態,到了他們的公司,與負責人談了一回,但之後沒有了下文--我猜想是談不攏吧--不過在農曆新年過後,對方又打電話來,又說可以談談條件。於是在各自表述的背景下--我說了我的要求,對方說了他們的條件後--我就說,得給我幾天時間想想,容後再覆。

於是在這幾天的時間裡,打了好幾頓電話,向幾名友人查詢他們的意見及看法。有不懂我從事的行業的、有曾經在我從事的行業工作的(但又不排除「再作馮婦」)、有曾經在同一行業換公司的、有在對方公司上班的、亦有新近離開那間公司的。我和他們聯絡時,都稱呼他們是我這次決策過程的「智囊」,談天完畢、獲得不同角度及立場的意見後,我和家母說,有人想「挖」我到另一間公司上班,不過家母隨即說:「甚麼?那間XXXX(公司名字)?好像不太好吧。不過,你甚麼決定我也沒不會反對的。」

事件最後的結果是,我還是留在現職公司。不過看到「人在中環」CK的文章後,我納罕:我是不是他口中,要由父母代為決策的人,還要我是一個可能令他「震撼更大」的七十後?畢竟,雖然家母不是唯一一個意見來源,但是她總也算是「半個」智囊吧?

的確,凡事都沒主見,要將決定的責任「卸」給父母的人,是值得批評的。我也在不少從事教育界的友人、前輩中,聽過不少凡事要由父母出頭、爭取的「怪談」。但正如CK在專欄以外的園地說到:「『等阿爸阿媽俾完意見』先可以做決定,唔係一個可以接受既理由」。那麼,我也得當一次魔鬼的辯護士,提出這點疑問:不應接受的界線,是父母給意見,還是父母代為決定?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如果凡事都要父母作決定,肯定是cardinal sin,但是純粹問意見,總也不值得大肆貶撻吧?

「給意見/作決定」是兩碼子事。或者是近年「怪獸父母」愈來愈多,令給子女意見、提供另一個perspective的父母都「躺著也中槍」--我會覺得,問意見的話,父母親可以是一個好來源;我也會認同,前述CK專欄中的應徵者,應該學懂「節省真話」的藝術,不將事說得那麼明白;但是將兩個不同的概念搞混,之後就偏見上腦,打下永不錄用的烙印,恐怕這樣的老闆,我也不太想效勞。

笨與不笨,不是重點

在台灣的最後一個下午,坐的士回下榻的酒店拿行李,和的士司機談起陸客(大陸遊客)來台的問題。我問的士司機對此的態度,他不加思索就回答說:「我恨不得再多一點呢。好讓我們多一點生意...現在嘛,陸客的確是多,但是賺的都是開旅遊車的,一車一車的載走陸客。」話題之後很自然的轉到生計問題,那名的士司機抱怨說,油價不斷漲,自己的收入不斷減少,生活大不易。我問他:「你們那個陳沖院長,不是說要施政要令民眾『有感』麼,你怎麼看?」他沒好氣的說:「他吹牛啦!姓陳的都是吹牛大王!」

我好不容易才忍著笑(大家聽得出弦外之音嗎?)。打開台灣電視新聞、看報紙,每日長篇累牘的是經濟不景、民生艱苦、油電雙漲的報道,所以上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那期《經濟學人》報道台灣經濟不景、馬英九民望低落,我並不出奇。對於文章的題目 “Ma the Bumbler”,可以在台灣傳媒及政界引起話題,我亦是可以預期的,不過話題延燒足足一星期(還沒有完),倒是有點驚訝。

我得承認,對於但凡有外國媒體,對他們的領導人作出評論時,台灣傳媒、名嘴,還有民眾,就極度熱衷去討論及分析,還要是細微至連當中有沒有弦外之音,又或是遣辭用字,都非得dissect不可的程度,我是搞不懂的。幾年前已是如此,這次 “Bumbler” 事件亦是如此。正如南方朔在十一月十九日《明報》的文章所言,《經濟學人》的文章,「連半頁都不到」,文章內容亦極其是近幾個月台灣諸多民生施政事件的綜述,類似的內容早已被台灣的媒體反覆報道,唯獨是 “bumbler” 這個形容詞令人著了魔般,反覆爭拗該如何譯(說穿了,就是為了本身立場有利,而去扭曲這個字的原意),甚至連余光中也參進一腳,才是真正令人值得注意的地方。

當然,《經濟學人》是有影響力的雜誌,與前述三年前那本名不見經傳的Mental Floss比,當然是天淵之別。亦可以理解的是,對於外交空間不斷縮小的台灣,有「世界級刊物」要對一國之首報道、置評,有予以注意的價值。但是一頭栽進去討論早已被報道得滾瓜爛熟的消息(《經濟學人》極其量只是覆述而已),是近乎「執狂式在乎」外國怎樣看台灣的心態的又一次呈現。當然,對施政的評論,有錯則改之無之則嘉勉,總不能讓意見fall on deaf ears,但區區一個形容詞,就令上至政府(例子:台灣駐英代表沈呂巡投書《經濟學人》為馬英九辯護。)下至民眾都進入亢奮狀態,而忽視了《經濟學人》的風格,是習憤在題目上「玩世不恭」,喜好玩one-liner這些「趣剋」(Trick),不是失了焦麼?

近日讀許知遠的書《偽裝的盛世》(台北:八旗文化,二零一二年十月)。許知遠在其中一篇〈放鬆點,我們是大國〉,寫到零八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送遭遇示威抗議時,美國CNN主持人卡弗蒂對中國的評論,引起強烈反彈的事件。他在文末寫道:

如果繼續深入探究,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對外來批評的過度憤怒,與其說是真正對國家榮譽的熱愛,不如說是長期生活在一種受困社會的人群的情緒反應,它起源於內部,而不是外部。(頁二四五)

雖然文章說的是中國大陸,但我會覺得,這對台灣這次 “bumbler論戰” 有適用的地方。台灣民眾沒有對《經濟學人》的報道有所憤怒,但是「過度反應」卻是有的,只不過我們分析其因時,「內部起源」會是甚麼?它不是單純是政府施政得失,因為這只是一個內政問題,它要加上甚麼樣的因素,才能在「涉外交流」中產生反應?

曾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上月在《聯合報》有一篇文章,感嘆台灣「像自我閉鎖的孤島」,當中更質疑是不是「媒體的集體墮落讓台灣人集體弱智」。台灣傳媒不是沒有駐外的通訊員、駐外記者,我在台灣的報紙上,亦不時看到我希望看到、但在中港傳媒看不到的外國消息報道,但是它們的地位,還是給島內的口水戰,及(在我看來)沒太多新聞價值的「新聞」所淹沒,我不敢狂言道「集體墮落」,但台灣傳媒是過份留意於「別人如何說我們」,而不是「我們要看/學別人甚麼」,這也許是我前段所提到的那個「因素」吧?

過度介意「別人如何說我們」,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可能是一個沒有自信的表現,但是其因如何,以及為何擺脫不了這個心態,恐怕得由台灣人指教了。

達摩克利斯之劍

反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佔領政府總部行動,仍未結束。接力絕食的大專生及社會人士,今晚(周日晚)表明,會無限期延長絕食行動。事情之發展,令人痛心,更令人感到憤怒--尤其是見到那些高官的「言論」,還有一大堆訕笑、嘲諷及歪理,不禁教人驚訝:這還是香港嗎?

看到有言論說,大家不必太擔心國教科,因為「科目是死的,老師是生的」,要「多點信任老師的操守及智慧,信任孩子能明辨是非」,因為老師不一定會「愚眛地依書直說,不思考」,云云。這的確是可能真的,但是這一定是「必然」嗎?

記得二零零二年下半年,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爭議初起之時,當時出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出席報業公會午餐解釋立法時,曾拋出一個非常坦白、但同時令人相當震驚的比喻:

其實張刀已經在你頭頂,不過從冇人去睇下張刀係點,我們的責任是令到大家明白,這張刀唔關你事。(信報:《梁愛詩:刀已在你們頭頂上》,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

梁愛詩提及的「那張刀」,是指《官方機密條例》,不是後來引致數十萬人上街的廿三條草案,不過無論是《官方機密條例》或廿三條也好,當時梁愛詩以至政府的原意,就是要大家知道,這些法例就是懸在你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要令噤若寒蟬、不寒而慄--現在的國教科爭議,不也是很相似麼?

的確,老師可以展現風骨,學生可以運用自主思考,去拒絕國教科可能出現的洗腦情況。但是與其要將信任,放在老師及學生這兩個國教科最後把關者身上,為何不從根本解決問題,去除「國教科」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呢?

況且,要將僅餘的信心、寄望,放在學校及老師身上,亦是一個很危險的舉動,看看浸信會呂明才小學吧:他們要老師簽約不公開國教科教材,難免令人徒添疑竇;同時亦有不少學校,未回答、甚至拒絕回答會不會開展這個科目;我亦有在左派團體開辦的小學任教的朋友說,他任職的學杖「不會」有「國民教育班」,但是這僅是名義上而已,因為它會「暗渡陳倉」,以「德育(二)」的名義,行國民教育之實。

凡此種種,又怎能教人對學校這條「防線」有信心?

另一個我會認為,前述要信賴老師及學生的論述站不住腳的理由--恕我說一句不太中聽的話--就是不少老師及學生,恐怕沒有這樣的把關能力。老師而言,抱著「搵餐飯食」心態的人大有人在,當來自更高的權威下令要教國教科,我敢打賭,不少人不敢不從;至於學生,當我們驚嘆、讚譽好像學民思潮黃之鋒等人,說道理時不卑不亢、極有說服力時,但得同時警剔,他們--很不幸地--只是少數、奇葩。當我近幾天在地鐵、在街頭,看見一堆又一堆參與大臬迎新營的人大叫大嚷,玩他們的遊戲時,我就感到莫名其妙的火冒三丈...

當然我可能是太悲觀,但與其樂觀而最後失望/絕望,我們更應該是因悲觀而產生動力去處理這個問題。刀已經架在頭上,為何要天真的去寄望,操刀者不會下手?難保老師的手,是被人強按下去!

周一穿黑衣上班吧。

是揭秘,還是盜錄?

還記得四年前,北京奧運前夕,有南韓的電視台「搶先」公布開幕表演的片段嗎?當時《人民日報》其中一篇文章這樣批評:

日前,韓國SBS電視台拍攝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彩排的片段並加以播放,這種“缺少職業操守”的行為在中國和世界上引起憤怒。

國際奧委會新聞委員會主席高斯帕表示,SBS的行為在奧運歷史上“前所未聞”,開幕式彩排盡管允許轉播商攜帶器材進行測試,但慣例從來都是不得提前泄露開幕式的內容。SBS的行為不但破壞了默契,辜負了信任,也“奪走”了人們期待驚喜的樂趣。(〈『泄密』電視台敗了世界的興〉,2008年8月2日)

其後事件的發展是,涉及洩密的南韓SBS電視台的台長,要派特使到北京向京奧奧組委道歉。事件雖然平息了事,不過神州大地有網民,指SBS是「傻逼」的複數,盡情批評、奚落。

時間撥快四年。這是今天內地四大門戶網站之一新浪,旗下體育網站的頭頁:

不只有網民在場內,用智能手機將相片發布到微博,新浪還有兩分多鐘的片段呢。美其名曰網友揭秘,倒不如說是赤裸裸的犯規,重蹈四年前南韓SBS電視台的覆轍吧--這樣子,新浪又是不是一個SB呢?

倫敦奧運開幕表演的藝術總監丹尼波爾,在星期一的彩排開始之前,已經要求觀眾「天機不可洩露」。雖說在這個智能手機大行其道、人人都可以是記者/媒體的年代,要求完全不洩露,是徹底的緣木求魚,但是作為一個門戶網站,是不是應該履行一點應有的責任,做過好好的把關者呢?內地另一個門戶網站的評論說

某門戶在其奧運頻道顯著位置放置了倫敦奧運會開幕式綵排的盜錄視頻,影響惡劣。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四年前,韓國SBS電視台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夕率先播發了盜錄的開幕式綵排視頻,當時包括該門戶在內的所有中國媒體均給予強烈譴責。而四年後,作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互聯網媒體之一的該網站在倫敦奧運會開幕前,徑直播發了盜錄的開幕式視頻,該行為也嚴重違反了有關奧運會開幕式綵排畫面不予播放的行業慣例。

...四年前,SBS的行為使得在奧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媒體盜播開幕式綵排的情況;遺憾的是,四年後這一不當行徑再一次上演,但主角卻換成了中國媒體。

雖說這篇文章「抽水」成分其重,但是當中的批評仍然成立。四年前中國官方媒體說,盜錄奧運開幕禮並播放的片段「引起憤怒」,今次又應否以同等處理視之?還是這又是另一個「中國模式」?

鬱悶

近期《AM730》有兩篇文章,經常在Facebook之類的社交網站被人不斷轉載,一是小交的葉詠詩的〈香港人的修養哪裡去了?〉,二是李祖喬的〈港式理性〉。前者在七一遊行後見刊,後者是七一前的文章,不過受到的待遇,驟眼看來,有天淵之別。

葉指揮的文章一出,劣評如潮,看文章在Facebook轉載後,文底的一連串討論甚或罵戰,得要花不少時間及心機去看。正如這篇文章所指出那般,葉指揮只看到了當日報道七一遊行的新聞報道中,一名男子向當值警員「兜口兜面」大力吹哨子的一幕,而沒有究其原因,就輕率標上「不理性」的標籤。也得老實說,我是明白為何會有人好像葉指揮那般,對如此行為感到「嫌惡」,或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形容詞:「不舒服」。我相信,一般人看到這個情況都會認為,那名對警察吹哨子的男人,是存心在警員作出挑釁、意圖逞一時之快吧。

嫌惡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在作出這樣的判斷之前,亦需要了解一下事件的背景,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可能在較早時候,於崇光百貨門口動彈不得多時,也可以曾經與在場的警員有一些口角,等等;再遠些看,他也是一名被政府的連串問題,迫得忍無可忍,要上街宣洩對政府的不滿。這是前因。

但得說明,就此事例而言,即使「前因」多麼的強力,我不認同有關的「後果」。我亦不認為,這樣做會對達致目的--譬如說,爭取普選、要求「狼振英」下台等等,有任何的幫助,反而是給那些不願究其前因的人,一個反對的理由。只是可惜,葉指揮在事件中沒有應有的思考,還扯上了聽音樂會的禮儀這些議題來成文,一來舉證失當,二來亦貽笑大方。至於有人在網上說,他的丈夫是警界中人,又或是她在國內有音樂事業,所以就有這樣的觀點,就顯得以背景論、出身論去作攻擊,亦是失焦矣。

的確,回歸十五年,香港仍然是亂七八糟,令市民的訴求顯得理直氣壯,但是透過類似七一遊行的形式,去展現民眾力量及宣示不滿外,我們又如何去爭持更多人--尤其是好像葉指揮等、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是我在七一前後,感到鬱悶的地方。正如之前所說,「吹哨子男」的行為,在那些不願深究原因的人眼中,是徒添多一個反感的理由。我讀李祖喬的文章,即使同意文中對一些「自命」理性的人作出當頭棒喝,我同時亦隱隱感到,一股「我爭取民主/公義/反對政府」,所以我比你更「高尚」的思維在背後。這種帶 “I am holier than thou” 的態度,不僅帶點傲慢,亦對勸說更多人去支持爭取民主,沒有太多的幫助。

在這個地方,「理性」已經是一個遭到污辱的字詞。去指出此地不少人的「偽理性」可以理解。但是帶著睥睨色彩,去批評、嘲諷、恥笑不與他們為伴,上街爭取民主的文章,在七一前後,成為了主流論述,除了在勸說/爭取支持的效果很弱之外,亦很容易被站在對立面另一方的人,以一些似是而非、以糖衣包裹邪惡的歪理,去迷惑那班尚待爭取的人,在宣傳戰是下下之舉。我相信勸說的重要性,但是現時的民主派,不是有人太龜縮,就是有人以激進的手法行事,沒有「中庸」的那一派去做游說的工作,反而罵戰四起,這是我認為要感到可惜的。

我希望看到的是clash of ideas,給人在一個資訊齊備的背景下,作出一個選擇。或者我這種不合時宜的想法,會被人稱為龜縮主義,又或者形容是與建制派同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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