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有話要說'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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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發財!

CNY.2014

謹祝各位
龍馬精神
身體健康

也可算是教學文:換證折騰記

Portugal.Consulate

家父家母都是澳門人,在九十年代時辦理了申請葡萄牙國藉的手續,連帶本人及家弟也擁有葡萄牙國藉。雖說葡萄牙國藉有不少好處,例如是有歐盟國家公民的身份(在英國入境時可以用EU Citizens的通道),還有去美國不用付費辦簽證,不過最大的麻煩,是「西洋鬼」發出的證件,大多年期極短,過不了幾年就要重新換領一次--無他,換證要付錢,證件年期短等於持續有一筆不俗的收入啊。

正因為證件年期太短,而這些證件又少用的關係,結果早前本人就宣布中伏--發現無論是認別證(Bilhete de Identidade,相當於身份證)或護照,都早已過了期,還是要過了至少四年。而對如此情況,當然得盡快辦理新證才成,不過這時問題就來了:辦葡國的官方證件,要準備的文件、證件多,而且要哪幾樣,人言人殊,個個都有不同的版本,但總不能將所有文件證件都帶出去,更何況現在葡萄牙只在澳門設總領事館,在香港的領事館早已關門多時!

好在現時葡國駐澳門總領事館,已經設有中文網頁,列出各樣服務的資訊,再自己Google一下,也不難發現有關資訊,好像這個澳門博客關於換認別證/公民證,以及這篇換護照的文章,就有非常清晰的指引。(題外話,有葡籍的人很像是少數,但是無論在中學、大學甚至出來做事後,認識不少人都是擁有葡籍的,世界真細小!)

所以投桃報李,我也在這裡分享一下這次換證的「折騰」經驗,也當是為前人所寫的東西作個後續、更新好了。

先說換證的第一步,就是預約/排隊的問題。

現時葡國領事館仍然「以人為本」,沒有網上預約的服務,所以要預約換證,仍是那四個老方法:

  1. 早上到領事館排隊領籌;
  2. 打電話+853 8394 8137預約;
  3. 用電郵info@macau.dgaccp.pt預約(中文?英文?「人言人殊」之極致也);
  4. 親身到領事館預約。

遊走網上不同人說換領新證件的經驗,都不外乎有這些總結:首先是電話極難打通,電郵也有一去如黃鶴的情況,所以對於我這個住在香港的人而言,第四點是不可能的(斷沒理由預約加換證,付四程船票),所以唯一一途,就是餐風飲露,「天未光」就去排隊了。

不過另一個問題來了。澳門的葡國領事館每日辦理的即場申請的數量是很少的--公民證(Cartão de Cidadão,即以前的認別證)二十個、護照也是二十個,所以如果是稍微遲了一點,又或是有早到的人「出茅招」,一人代好幾個人排隊的話,那麼你就很可能撲個空,浪費時間及船票錢,所以我在十一月底某個早上,坐了0445的航班(沒看錯,是凌晨四時四十五分)去澳門,結果在清晨六時到時,已經發現前面有五個人...但總算是肯定拿到籌號了。

在此進入第換證的第二步,就是所需證件的部分了。

相信如果有人找到這篇文章,而又有興趣細讀/覺得有用的話,情況應該是尋求有關更換證件的資訊,而不是首次申請,或報失證件重新申領吧。所以我只在這裡列舉要更換公民證所需的文件--一來公民證所需的文件較多,二來申請護照的前提是要有有效的公民證,三來...我不懂回答如何申請葡國籍的問題,所以萬勿留言給我說,「我有這樣那樣的情況/我有家人曾是澳門人,可不可以/如何申請葡萄牙國籍」...

根據葡國領事館的指引,更換公民證要帶以下的東西:

  1. 認別證/公民證的正本副本,有效期不逾六個月;
  2. 澳門/香港身份證的正本副本;
  3. 如有領事館登記證(即白卡),須出示正本
  4. 葡文英文地址;
  5. 如持有由前澳門身份證明司發出之認別證,須遞交由葡萄牙中央登記局,或有關紀錄所在之登記局發出之有效出生登記,有效期為十二個月。

以下就是對以上五點的注解:

  1. 這個簡單,只要將證件的正反兩面,打直影印在同一張A4張就成了;
  2. 簡單的二分法是:住香港的出示香港身份證,住澳門的出示澳門身份證;
  3. 如果之前有在澳門的領事館辦過證件的,都會有白卡;如果白卡說過了期,不用擔心,那是沒問題的;
  4. 同(二),住香港的給對方英文地址(最好付上一張有印有地址的文件,像是信用卡月結單的副本,「包冇死」),住澳門的給葡文地址,但切記不可給中文地址;
  5. 這是最令人迷惑的。我在當天排隊時,與其他排隊的人聊天時,對方竟「兇」我說,我只有前四項文件,肯定換不到證,因為我沒有去市內某間公證行,代為申請從葡萄牙那邊,調回一張「出世紙」。
    不過我的理解是,「前澳門身份證明司」即是澳門在九九年回歸前,代葡葡牙證份發出認別證及護照的政府部門,以各種證件的年期大多為五年的情況下,不會有太多在在失效十年後才來申請換證的人罷,所以如果過去幾年,曾在澳門領事館換證的人,都已經在領事館開了檔案,有了出世紙的資料。
    事實也證明,我這個判斷是對的--所以簡單的判斷是:如果你的認別證是在「二零零X年」在澳門申請的話,可以不理第五項了。

拿了籌/預約,也準備好文件及影印本了,跟著呢?

2014-01-24 10.48.28進入領事館內,通常都會遇上「那名」兇巴巴的派籌女士(曾到領事館辦證者,一定知道我指何人!)。領了籌號後,就留心另一名女士呼喚籌號,屆時就將所有所需文件及影印本交給對方,再口頭與她確認在電腦內的個人檔案(如地址、電話號碼)有沒有改動就成,之後就是等進入另一個房間,對著機器採集生物資料(如指紋、相片)呆站了--那部機器,雖說可以即時將資料傳回葡萄牙(以前可要將文件寄回葡萄牙,費時又失事),但是工作人員從不讓人戴眼鏡拍照,結果我在公民證上的照片,是奇醜無比...

完成手續以後,再到隔壁付費就完成了。我在去年(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底更換公民證時,費用是澳門幣213元(一歐元兌10.6246澳門元)--整個過程,用了一小時不夠,用了三小時排隊是否值得?我也說不準,不過證件這回事,總得要辦,否則有甚麼事要用時,沒有公民證及護照,如何是好?

讓我們將時間,調快一個半月...

在辦好手續約一個半月後,收到來自里斯本的郵件,亦即是說,可以到澳門領回新的公民證了。我在上星期特地回了澳門一趟,在領事館的另一邊領了證,順道親身預約更換護照的時間...結果是要到五月底才可以換,嘿嘿!

是瞎子摸象,還是亂扣帽子?讀兩篇關於印度的文章有感

近數天本人的Facebook塗鴉牆,都被一篇關於印度的文章洗版,題目就是《去了趟印度旅遊,結果一路吐著回來》(以下簡稱為A文),看過以後,沒有太大的反應,因為本人雖然沒有去過印度,但平時在媒體接觸閱聽所見,也曾看過類似的東西。不過今天睡醒以後,就看到Facebook又充斥著另一篇關於印度的文章的連結--《去了印度40城旅遊,結果沿路找不到一具浮屍》(以下簡稱為B文)。

文章細節,請大家自行點擊連結去看,在此不在贅述了。反而有一些看法,不吐不快。

B文的出處是一名台灣人的網誌。作者說自己去過印度不少地方,也可以看出,B文是要為印度「護航」,反駁A文「不實」的地方。但是讀了好幾次B文,卻總覺得,當中的論點及論據,也不太站得住腳。

好似B文的作者,說自己去到恆河邊,看到有魚,而在台灣的河邊看不到魚,暗藏的論斷是:台灣的河比恆河還要髒;而她本人在恆河邊,也從沒有看到有浮屍,強調所有在河邊火化的遺體,都是燒淨殆盡,才倒進恆河裡的。雖說眼見為實,我不會懷疑B文的作者,強掰說自己沒有看到浮屍,但是以「沒看到有浮屍」為理由,作為「恆河沒有浮屍」這論斷的佐證,與A文的「在恆河看到浮屍」相比,用句英文來說,就是one’s word against other’s word,信這還是信那,只能憑一人的判斷,但是這判斷是基於沒有更多佐證的情況下所作的,弄錯的可能性很高。

對於此我們要怎麼做?不妨花一點時間找找資料吧。好像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還有印度環境及林業部報告,都曾指出恆河的污染源,包括動物屍體,以及未焚燒及半焚燒的人體遺骸。至於家居及工業廢料,直接倒進恆河,更是不必說。有教徒每隔十二年,集體到恆河邊出席活動,更會令河水的污染程度一時急升

我也曾問過曾到印度旅遊的朋友,對方也說,雖沒有看到浮屍,但是可肯定,恆河邊的火化遺體是馬虎的,未必將整具遺骸全燒成灰。以前看過國家地理頻道及發現頻道的紀錄片,也說恆河的污染問題是難於根治的,因為污染源頭實在太多,而去到邦政府的層面,卻是執行不力。

走筆至此,我會覺得,A文及B文都聲稱,他們看到的是事實,但是現實卻可能是一如成語「瞎子摸象」般,自以為看到事實全部,但實情是只是當中一部分而已,同樣都有以偏蓋全的毛病--其實A文應該被批判的角度,是我們太喜歡以自己的標準,去批判他人吧。不過B文舉例說,其實在荷蘭、在英國,也有很髒很亂的情況,以此否定印度很髒之說,這在辯論的角度而言,是很糟的手法,因為這只是轉移視線,不能完全將印度很髒的說法推翻:這不是魯迅筆下的「臭蟲論」麼?

另一個我比較在意的地方,是B文作者針對A文的來源,就扣別人帽子的行為。作者考證過後,發現A文是源於幾年前一篇在內地被人傳閱的簡體字文章,批註曰「原標題是「民主」印度,看來真的滿有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洗腦文」,最後語重心長的說道:

大家在閱讀這些腥羶色重口味文章的時候,除了感官的刺激之外,也可以想想這些文章背後作者的動機是什麼?只是想洗腦民主有多糟?還是要利用死屍的照片衝網站的流量和人氣,賺稿費?也可以想一下這些文章究竟有沒有營養,你讀完究竟有沒有收穫?有些人可以早上花三個小時看一份重口味的報紙,卻說自己忙得要死,沒有時間實現夢想。

相信電腦螢幕前聰明的你,已經知道什麼是真相。

我讀A文,也察覺到一點大陸八股文的寫作手法(好像那些專家之言)等,但是簡單一句「這是一篇(共產黨)洗腦文」的結論來扣人帽子,是否經得起邏輯的考驗呢?因為這一來是以主觀判斷,全盤否定A文中相片呈現出來的「印度」,二來因為不認A文的請點,就猜度作者的動機(來源地、簡體字...等等),亦是很無聊、低級的反駁方式。

但是我同意B文作者的是,我們都經常不假思索,就將看來很能刺激感官的網站連結,順手一按轉發出去。前幾天我不少朋友概嘆「這就是印度」,今天就有人說「原來網上都有很多『強國人』啊」。但是我們轉發之前,是不是應該停下想想,看看當中的聲稱及主張是否正確?在這件事上,「真相」絕不一定是A文所呈現的東西,但也絕不是B文作者所看到的,我對兩邊的說法都有保留。但是網民/鄉民的情緒,隨著一篇篇文章的先後出現而有所轉移,這才是令我感到不高興的,這篇回應寫得很好,不妨作為結尾:

滿神奇的,昨天有人說壞話,今天有人說好話,觀感立變的人竟然很不少!!後說的就一定是真相!鄉民搖搖擺擺也算是一大特色。真相只有自己去過最清楚,不然也要有大量的、多數見證過的人現身說法才能談的上可信,

什麼是謠言?什麼是主觀看法?誰能說自己的立場絕對公正客觀,上一篇”一路吐”我是覺得很誇張,而這篇護航味道也太深。...再補充,說”一路吐”是醜化謠言者,現在是不是又輕信了一篇美化謠言呢?鄉民同樣都是沒去過也懶得查證,怎麼這篇就是”真相”加身,看一下好幾頁的回文還真是挺悲哀的,有人說就有人信……這是太天真?還是太隨便?……的一大堆人。

後記:這裡久未更新,以此一篇作為「回歸」之作,希望日後重拾寫作的動力吧。

六四24周年


via nicesoda.com’s Ryanne Lai

又到六四。一個令人心痛的日子。

更令人心痛的,是圍繞著支聯會「愛國愛民」這幾個字所掀起的爭論。這世道,很多本來意思很正面的字,都被當局污辱,「理性」如是,「愛國」亦如是,支聯會最初說要奪回「愛國」的話語權,可以理解。正如近日被不少人傳閱的陳牛文章《他們早就沒在討論愛國了》指出那般,愛國不等於愛國主義(或更正確點說,是盲目的愛國主義),但是連番爭論顯示的是,但凡見到「愛國」二字,就不加思索地認為是要隨著中共的那套調子起舞,從而得出杯葛六四晚會的結論,不但是中了中共那一套,也是失卻對於當日在北京各處地點被殺的平民的尊重。

其實我們更加需要出席明晚的集會,不但要向中共說明:「我們沒有,亦不會忘記你們當年的暴行」,亦是要向提出杯葛六四論的人說明:「我們出席,不是因為『撐』支聯會,而是我們懷念這些亡魂--這是超越國界、政治、身份等等概念的。」

對,其實出席六四晚會,動機就是這麼單純:悼念亡魂,以示不忘,期望平反。這是一條道德底線。去維園亦不是等同我們支持支聯會,這樣以為的人,智力也極有問題。大家不要因為簡單的大陸/香港二分論,而失去尊重生命的良知及堅持。

看WYNG大師攝影獎展覽有感

這裡很多年以前,就已經標示使用「共享創意」的概念,當時我用的是CC 2.5,權當是趕新潮的行為之一。但我承認我太懶,沒有理會別人--如果看得上我的文章的話--將文章分享出去時,有沒有加以標示來源。這是我說趕潮流的原因。

忽然舊事重提,是因為友人有份參予籌備的一個展覽,會在本周日(三月廿四日)舉行講座,題目是《富裕經濟學:版權是創意的凶手?》,當中也有香港共享創意的人員參加。對方知我也有本泊使用Creative Commons,囑咐我可以宣傳一下:這當然是舉手之勞。如果大家周日有時間,可以報名參加,亦可順道看看展覽。

-----「非工商服務」的分界線-----

言歸正傳。因為友人有份參與籌備「WYNG大師攝影獎」展覽的工作,加上展覽地點與居所極近,所以日前趁放假時,去參觀了一下。這個獎項是首次舉辦,主題是「貧窮」,而展覽的題目是「貧富懸殊」,早前傳媒已經報道過,今日(三月廿一日)請來有「魔僧」之稱的顧汝德開講,算是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所以我猜想,應該有一定數量的人耳聞過這個展覽吧。

不過得老實說,看罷幾名入圍者的作品,我覺得十分不是味兒。

怎麼說呢?得從「貧窮」二字說起。近年我們經常說,香港貧窮人口愈來愈多,貧富懸殊--無論是統計出來的堅尼系數,又或是「相對貧窮」的現像也好,等等--問題是愈來愈嚴重。對我而言,「貧窮」的概念是絕對Tangible的,不是甚麼「形而上」的東西,亦即是說,朝不保夕、捱餓等等,連基本生活甚至維生,也不能應付的情況就是貧窮。別對一個窮人說:「看,有些人比你更窮、情況更慘呢。」這些言論,是不會令一個窮人因此感到飽足的。

正因為此,當我見到「貧窮」及「貧富懸殊」的題目時,我下意識地會以為,入圍的攝影作品,會是直面這個議題。換個方法表達,就是赤裸裸地表違,這個城市的貧窮人口,是如果掙扎度日。不過帶著這個主觀意念入場的本人,看罷七名入圍者的作品後,我只會覺得陳偉江的《紀錄一》,及高仲明的《毫宅》,表達出這個城市雖然號稱富裕社會,但有不少人活在貧窮線以下的荒謬。

也得不客氣地說一句,我真的會覺得,鄭瑋玲的作品,與「貧窮/貧富懸殊」的主題完全對不上,甚至連紀錄一個社區的「新聞紀實攝影」也談不上。其實陳嬋娟的作品,也有這樣的傾向,不過令我無名火起的程度,還是前者較高--我看時的心情是:「窮?窮你個頭!」

同樣地,趙峰陳啟駿的作品亦令我納悶。我看了幾次,算是勉強明白他們的作品想表達甚麼意見,但是我私見以為,要經過好幾層思維的轉變,才能將作品與貧窮扯上關係,恐怕只有是衣食相對無憂的「有閒」階級,才會明白當中的涵意。也許可能是這兩人的作品,「藝術」的成份較高吧,不過正如我之前所言,「貧窮」是down to earth的東西,需要直面應對,以過份藝術的形式表達,好像是隔了很多層的厚紗,反而令人不知所以。

我承認我不懂攝影藝術。但我自問不是一個不知民間疾苦的人。我看著這批作品,不太感受到貧窮情況的嚴重,反而是覺得,是一批「高知」以很優雅的形式,在清談貧窮這議題,不入世之餘,亦沒有給人太大的震撼力。我看展覽的時候,正是下午一點半至兩點的半小時,展覽場地位附近有多座商業樓宇,這個時候來參觀的人,多是在附近辦公室上班的白領一族,我抬頭看著貼在吊板上的照片作品,再低頭看看地板,看到的是一批批衣著相當光鮮、穿名牌皮鞋的男士及OL。我想這個對白,才符合展覽的主題「(照片的人)(年薪極高的上班族)(掛在吊板上的照片)(兩者有多大的對比!)」。

說到「直面貧窮」,看到今日的新聞,說林鄭月娥今日出席青協一個論壇,討論貧窮問題。想起有從事傳媒的友人說,現在但凡有活動邀請高官出席,官府中人都會十分提防,會問清楚活動還有甚麼人獲邀,因為擔心到時會有人「踩場」鬧事。當然,林鄭出席青協的活動,安全指數極高,不過換個角度看,出席活動要左挑右選,驚的是有人提出一些令他們難堪的議題,倒與我看罷攝影展的感覺很像:都不是直面這些議題。有這些窩囊怕事的高官,真是:怎能一個「吥」字了得!

父母親應該是「智囊」嗎?

今日(周三)幾個友人都在面書上,分享《AM730》「人在中環」的專欄,及作者事後在自家園地的另一篇文章。有友人的按語說,要鬧的是文中事主的父母,而非應徵工作的事主本人。

看罷,倒有一點感想可以分享。大約是去年夏天的事罷,有友人詢問於我,說有沒有興趣到另一間公司上班。本著「看看也沒有壞」的心態,到了他們的公司,與負責人談了一回,但之後沒有了下文--我猜想是談不攏吧--不過在農曆新年過後,對方又打電話來,又說可以談談條件。於是在各自表述的背景下--我說了我的要求,對方說了他們的條件後--我就說,得給我幾天時間想想,容後再覆。

於是在這幾天的時間裡,打了好幾頓電話,向幾名友人查詢他們的意見及看法。有不懂我從事的行業的、有曾經在我從事的行業工作的(但又不排除「再作馮婦」)、有曾經在同一行業換公司的、有在對方公司上班的、亦有新近離開那間公司的。我和他們聯絡時,都稱呼他們是我這次決策過程的「智囊」,談天完畢、獲得不同角度及立場的意見後,我和家母說,有人想「挖」我到另一間公司上班,不過家母隨即說:「甚麼?那間XXXX(公司名字)?好像不太好吧。不過,你甚麼決定我也沒不會反對的。」

事件最後的結果是,我還是留在現職公司。不過看到「人在中環」CK的文章後,我納罕:我是不是他口中,要由父母代為決策的人,還要我是一個可能令他「震撼更大」的七十後?畢竟,雖然家母不是唯一一個意見來源,但是她總也算是「半個」智囊吧?

的確,凡事都沒主見,要將決定的責任「卸」給父母的人,是值得批評的。我也在不少從事教育界的友人、前輩中,聽過不少凡事要由父母出頭、爭取的「怪談」。但正如CK在專欄以外的園地說到:「『等阿爸阿媽俾完意見』先可以做決定,唔係一個可以接受既理由」。那麼,我也得當一次魔鬼的辯護士,提出這點疑問:不應接受的界線,是父母給意見,還是父母代為決定?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如果凡事都要父母作決定,肯定是cardinal sin,但是純粹問意見,總也不值得大肆貶撻吧?

「給意見/作決定」是兩碼子事。或者是近年「怪獸父母」愈來愈多,令給子女意見、提供另一個perspective的父母都「躺著也中槍」--我會覺得,問意見的話,父母親可以是一個好來源;我也會認同,前述CK專欄中的應徵者,應該學懂「節省真話」的藝術,不將事說得那麼明白;但是將兩個不同的概念搞混,之後就偏見上腦,打下永不錄用的烙印,恐怕這樣的老闆,我也不太想效勞。

笨與不笨,不是重點

在台灣的最後一個下午,坐的士回下榻的酒店拿行李,和的士司機談起陸客(大陸遊客)來台的問題。我問的士司機對此的態度,他不加思索就回答說:「我恨不得再多一點呢。好讓我們多一點生意...現在嘛,陸客的確是多,但是賺的都是開旅遊車的,一車一車的載走陸客。」話題之後很自然的轉到生計問題,那名的士司機抱怨說,油價不斷漲,自己的收入不斷減少,生活大不易。我問他:「你們那個陳沖院長,不是說要施政要令民眾『有感』麼,你怎麼看?」他沒好氣的說:「他吹牛啦!姓陳的都是吹牛大王!」

我好不容易才忍著笑(大家聽得出弦外之音嗎?)。打開台灣電視新聞、看報紙,每日長篇累牘的是經濟不景、民生艱苦、油電雙漲的報道,所以上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那期《經濟學人》報道台灣經濟不景、馬英九民望低落,我並不出奇。對於文章的題目 “Ma the Bumbler”,可以在台灣傳媒及政界引起話題,我亦是可以預期的,不過話題延燒足足一星期(還沒有完),倒是有點驚訝。

我得承認,對於但凡有外國媒體,對他們的領導人作出評論時,台灣傳媒、名嘴,還有民眾,就極度熱衷去討論及分析,還要是細微至連當中有沒有弦外之音,又或是遣辭用字,都非得dissect不可的程度,我是搞不懂的。幾年前已是如此,這次 “Bumbler” 事件亦是如此。正如南方朔在十一月十九日《明報》的文章所言,《經濟學人》的文章,「連半頁都不到」,文章內容亦極其是近幾個月台灣諸多民生施政事件的綜述,類似的內容早已被台灣的媒體反覆報道,唯獨是 “bumbler” 這個形容詞令人著了魔般,反覆爭拗該如何譯(說穿了,就是為了本身立場有利,而去扭曲這個字的原意),甚至連余光中也參進一腳,才是真正令人值得注意的地方。

當然,《經濟學人》是有影響力的雜誌,與前述三年前那本名不見經傳的Mental Floss比,當然是天淵之別。亦可以理解的是,對於外交空間不斷縮小的台灣,有「世界級刊物」要對一國之首報道、置評,有予以注意的價值。但是一頭栽進去討論早已被報道得滾瓜爛熟的消息(《經濟學人》極其量只是覆述而已),是近乎「執狂式在乎」外國怎樣看台灣的心態的又一次呈現。當然,對施政的評論,有錯則改之無之則嘉勉,總不能讓意見fall on deaf ears,但區區一個形容詞,就令上至政府(例子:台灣駐英代表沈呂巡投書《經濟學人》為馬英九辯護。)下至民眾都進入亢奮狀態,而忽視了《經濟學人》的風格,是習憤在題目上「玩世不恭」,喜好玩one-liner這些「趣剋」(Trick),不是失了焦麼?

近日讀許知遠的書《偽裝的盛世》(台北:八旗文化,二零一二年十月)。許知遠在其中一篇〈放鬆點,我們是大國〉,寫到零八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送遭遇示威抗議時,美國CNN主持人卡弗蒂對中國的評論,引起強烈反彈的事件。他在文末寫道:

如果繼續深入探究,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對外來批評的過度憤怒,與其說是真正對國家榮譽的熱愛,不如說是長期生活在一種受困社會的人群的情緒反應,它起源於內部,而不是外部。(頁二四五)

雖然文章說的是中國大陸,但我會覺得,這對台灣這次 “bumbler論戰” 有適用的地方。台灣民眾沒有對《經濟學人》的報道有所憤怒,但是「過度反應」卻是有的,只不過我們分析其因時,「內部起源」會是甚麼?它不是單純是政府施政得失,因為這只是一個內政問題,它要加上甚麼樣的因素,才能在「涉外交流」中產生反應?

曾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上月在《聯合報》有一篇文章,感嘆台灣「像自我閉鎖的孤島」,當中更質疑是不是「媒體的集體墮落讓台灣人集體弱智」。台灣傳媒不是沒有駐外的通訊員、駐外記者,我在台灣的報紙上,亦不時看到我希望看到、但在中港傳媒看不到的外國消息報道,但是它們的地位,還是給島內的口水戰,及(在我看來)沒太多新聞價值的「新聞」所淹沒,我不敢狂言道「集體墮落」,但台灣傳媒是過份留意於「別人如何說我們」,而不是「我們要看/學別人甚麼」,這也許是我前段所提到的那個「因素」吧?

過度介意「別人如何說我們」,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可能是一個沒有自信的表現,但是其因如何,以及為何擺脫不了這個心態,恐怕得由台灣人指教了。

達摩克利斯之劍

反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佔領政府總部行動,仍未結束。接力絕食的大專生及社會人士,今晚(周日晚)表明,會無限期延長絕食行動。事情之發展,令人痛心,更令人感到憤怒--尤其是見到那些高官的「言論」,還有一大堆訕笑、嘲諷及歪理,不禁教人驚訝:這還是香港嗎?

看到有言論說,大家不必太擔心國教科,因為「科目是死的,老師是生的」,要「多點信任老師的操守及智慧,信任孩子能明辨是非」,因為老師不一定會「愚眛地依書直說,不思考」,云云。這的確是可能真的,但是這一定是「必然」嗎?

記得二零零二年下半年,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爭議初起之時,當時出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出席報業公會午餐解釋立法時,曾拋出一個非常坦白、但同時令人相當震驚的比喻:

其實張刀已經在你頭頂,不過從冇人去睇下張刀係點,我們的責任是令到大家明白,這張刀唔關你事。(信報:《梁愛詩:刀已在你們頭頂上》,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

梁愛詩提及的「那張刀」,是指《官方機密條例》,不是後來引致數十萬人上街的廿三條草案,不過無論是《官方機密條例》或廿三條也好,當時梁愛詩以至政府的原意,就是要大家知道,這些法例就是懸在你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要令噤若寒蟬、不寒而慄--現在的國教科爭議,不也是很相似麼?

的確,老師可以展現風骨,學生可以運用自主思考,去拒絕國教科可能出現的洗腦情況。但是與其要將信任,放在老師及學生這兩個國教科最後把關者身上,為何不從根本解決問題,去除「國教科」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呢?

況且,要將僅餘的信心、寄望,放在學校及老師身上,亦是一個很危險的舉動,看看浸信會呂明才小學吧:他們要老師簽約不公開國教科教材,難免令人徒添疑竇;同時亦有不少學校,未回答、甚至拒絕回答會不會開展這個科目;我亦有在左派團體開辦的小學任教的朋友說,他任職的學杖「不會」有「國民教育班」,但是這僅是名義上而已,因為它會「暗渡陳倉」,以「德育(二)」的名義,行國民教育之實。

凡此種種,又怎能教人對學校這條「防線」有信心?

另一個我會認為,前述要信賴老師及學生的論述站不住腳的理由--恕我說一句不太中聽的話--就是不少老師及學生,恐怕沒有這樣的把關能力。老師而言,抱著「搵餐飯食」心態的人大有人在,當來自更高的權威下令要教國教科,我敢打賭,不少人不敢不從;至於學生,當我們驚嘆、讚譽好像學民思潮黃之鋒等人,說道理時不卑不亢、極有說服力時,但得同時警剔,他們--很不幸地--只是少數、奇葩。當我近幾天在地鐵、在街頭,看見一堆又一堆參與大臬迎新營的人大叫大嚷,玩他們的遊戲時,我就感到莫名其妙的火冒三丈...

當然我可能是太悲觀,但與其樂觀而最後失望/絕望,我們更應該是因悲觀而產生動力去處理這個問題。刀已經架在頭上,為何要天真的去寄望,操刀者不會下手?難保老師的手,是被人強按下去!

周一穿黑衣上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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