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開卷有益' Category

其一

梁實秋在《雅舍小品》合訂本的後記中曾經寫過，替他出版《雅》的書局，多年來未曾為書登過廣告，連梁實秋本人也覺得奇怪，詢之於書局職員，答曰：「好書不需要廣告。」

多麼豪氣的一句話。不過放諸今天出版業，此話也許會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說話罷？

今日（周日）經過灣仔的天地書店，免不了進內逛逛看看。期間有個不知道算不算科學的一個觀察：就是香港出版的新書，雖然也有打廣告的，好像是在地鐵的廣告版，又或是在書店內貼海報，等等，但是也僅此而已，書本封面封底又或時書腰，很少會有塞上一大堆甚麼名人、專家推薦的語句，打開書本一看，即使是有推薦序，也只是一篇起兩篇止。當然這個觀察，是只限於我有興趣的書目、題材，不能代表全部。

我有這樣的感覺，源於上月去台北短遊時，在書店打書釘時，都總發現很多書籍，都有前述的情況。就拿星巴克老闆舒爾茨（Howard Schultz）講述他回朝重掌公司業務的著作《勇往直前》（Onward）中譯本來說吧，打開書首，要揭五篇「推薦序」才可以入正題，而另一本書《法官如何思考》，除了書本印了誰誰誰人推薦以外，作推薦序的還有法官（在我看來有點不可思議）。就連我買下的《極權的誘惑》，雖然沒有甚麼名人作序，但是也不能免俗，在書底也有好幾多個專家「深情推薦」（上圖）。

或者在台灣，這類靠名人推介的做法，是促進書籍銷量的一種極其普遍的手法吧？當然，書籍種類繁多，要在茫茫書海中殺出重圍，獲得消費者的注意，靠名人的公信力為其背書，對購買者而言仍是有點參考作用的。不過我更在意的，是書籍充斥名人推薦的「題名」，又或是太多的推介文章，倒是有點喧賓奪主了。想起梁文道寫過一篇叫〈腰帶漸寬終不悔〉的文章，當中他寫道：

問題是你再會寫再有公信力，大家老見你為人賜序列陣書腰，人家也會對你生起疑心吧？嫁衣做得多，自己就嫁不出去了，這是千古至理；讀書名人出場太頻，他的信用就得變泡沫。於是出版社以量取勝，十個名人不夠看，我給你來足二十個三十個，似乎泡沫一多就表示底下的暗湧格外厲害。結果書腰越做越大，更顧不上什麼設計，終於成了好些愛書人的心腹大患。

台灣出版的書籍，我的確是很喜愛的：我喜歡它的直排，也喜歡內容沒有不必要（多數是為了政治原因）的刪節，但是正如梁文道所言，推薦太多，反而令書雜亂無章。雖然這樣說是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放目書見，在書店「熱門書」、「最新推出」之類的書架上所放的書，十有八九是推薦充斥書腰、書首還有封面封底時，就不禁起疑，這麼多的名人、專家作序，有多少真正是看了全書呢？

太多的行銷，反而顯得對內文的信心不夠。我承認我老派，但我的確是這樣想的。不知道梁實秋活到今天，又有作何想？

其二

溫家寶訪英國，參觀MG車廠，看通訊社即時發送的影像，可見溫家寶座駕未抵車廠之前，一眾公司高層－－中國人與外國人－－齊齊列隊大門外。這不是甚麼稀奇時，最令人驚訝的，是這群年齡加起來，足有好幾百歲的人們，手上所持的，竟然是中英兩國國旗－－立時想起領隊人外訪，都總有人安排一群兒童揮舞小旗幟，機械式地叫「歡迎歡迎，熱烈歡迎」的口號。

差遣兒童做這些八股，已經夠噁心的了，安排成年人做，就更加是恐怖。Holy Molly!

不過更有趣的，是看到有電視台報道溫家寶，到訪莎士比亞故居時，竟然說他「到伯明翰，參觀莎士比亞故居」。頓時納罕：莎翁故鄉，何時由「斯特拉福」（Stratford）搬了去老遠的伯明翰（Birmingham）？莎翁泉下有知，也一定「Ｏ嘴」吧？

但只說是斯特拉福，也不全對，因為全名是「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啊！這個地方我曾經造訪，當年好奇問人，為何流經當地的埃文河，只單叫Avon，得回的答案是Avon已有「河流」的意思，因此不須重覆叫「River River」也。

借白先勇在《臺北人》第一篇小說的首句來用－－相信沒有人會不同意這句話－－「披頭四總也不老。」雖說是四十多年前的音樂，但是聽了這麼多年，仍然是百聽不厭，還要定時定候來敗家，買他們的「新產品」。

市場傅聞，蘋果唱片終於與蘋果公司達成協議，在iTunes賣披頭四的作品。我這個粉絲當然樂觀其成，不過一來香港版的iTunes沒有賣歌服務，二來我也認為，披頭四的音樂還是要買唱片才夠過癮，所以傳言屬實，我也不會掏腰包了。

〔晚上十一時十分更新：剛貼出這篇東西後，蘋果就真的宣布和蘋果唱片合作，披頭四的唱片終於在iTunes賣了〕

說起披頭四，要岔開一筆說我上月台北之旅的買書收穫。其中一本書，就是剛出中文版的《披頭四：艾比路三號的日子》（右圖，下稱《披》）。此書作者是曾任披頭四（及之後保羅麥卡尼「單飛」時期）多張唱片的錄音師及監製的傑夫．艾莫瑞克（Geoff Emerick），中文書名稍縑平淡，英文原名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My Life Recording the Music of Beatles更好玩，因為前半部就是《左輪槍》（Revolver）其中一首歌曲的名字，名字後半部就玩了雙關詞，因為艾莫瑞克一來親歷其境，二來他與披頭四合作多年，所以「現場」（Live）與「一生」（Life）兼備也。

關於披頭四的書，要麼就是類似當年《披頭四編年史》（The Beatles Anthology）的事績書，另一種就是回憶錄形式。《披》明顯屬於後者。艾莫瑞克十多歲中學畢業後，就加入了EMI當見習生，除了見證披頭四在艾比路的第一次錄音，之後就成為披頭四唱片的錄音師（自《左輪槍》起），直至在《白色專輯》受不了樂團四名成員的爭吵而「劈炮」為止，但之後又重出江湖，為《艾比路》錄音，及負責蘋果公司的錄音室事務－－凡此種種，都是在他三十歲之前發生，也已經夠傳奇了。所以買了這本書以後，人還沒有離開台北，就已經書不離手，但凡坐的士坐捷運，還有回港的飛機上，都是捧著書讀的。

《披》這本書「好玩」之處，就是艾莫瑞克作為一名「內幕人」，給讀者如我者，看到不少有關披頭四製作唱片的過程，尤其是在資源緊絀（艾比路的器材不及大西洋彼端的美國），還有公司古舊規則的束縛下，披頭四及幕後製作團隊，「突圍」創新的過程。而艾莫瑞克也提供一些已知故事的另類版本，就好像在《花椒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中的〈為了凱特先生〉（For the Benefit of Mr. Kite!）這首歌，過去的說法是，佐治馬田著人將錄了管風琴音樂的磁帶剪碎、撈亂、再拼接，但是艾莫瑞克說：這個技倆，其實早在錄〈黃色潛艇〉（Yellow Submarine）已經用上了（《披》頁一六一、二一五）。

另一個對我來說有趣的地方，是艾莫瑞克直截了當的指出，披頭四的唱片，要聽單聲道版，才聽得出味道來，好像是〈平裝書作者〉（Paperback Writer），他就說立體聲版本「支離破碎」（頁一五四）。不過最近重出的單聲道版本全集，實在太貴，教我不捨得買．．．

無疑《披》是一本令人大開眼界的書，尤其是你對披頭四幾張最重要的唱片，是如何的錄成有興趣的話。不過讀著此書，令人感覺驚訝的，是他對披頭四各人的評價。很明顯的，這書給人的印象，是艾莫瑞克是「麥卡尼派」的，因為當中他對麥卡尼的稱讚，可以用「滿溢」兩字來形容－－無論是人格，抑或音樂、演奏技巧也好。在艾莫瑞克的筆克，約翰連儂是個喜怒無常的人，對佐治夏里遜更是諸多批評，好像是經常出言不遜，又或是在錄音時經常搞砸，等等。雖說艾莫瑞克與披頭四的關係，是第一手的經驗，況且他要在此書怎樣說，也是他的個人意見，但是讀畢全書，撇除艾莫瑞克對佐治夏理遜極罕有的讚美（像是他在《艾比路》的幾首歌，又或是《左輪槍》的〈稅務員〉〔Taxman〕），實在不能不疑惑，艾莫瑞克對佐治夏理遜的批評，是不是有點言過其實。

怎樣也好，《披》是一本可讀性甚高的書，值得推薦給披頭四的粉絲們。

說起披頭四，想起去年蘋果重出重新混音的全集時，我錯失了最初預購的機會，結果那間專「坑人」的唱片店，在第二批貨源進店時，給我開大殺價，比最初的預購價貴了不少，結果我當下放棄了買boxset的機會，之後也一直沒有買新版本的披頭四唱片（況且舊版本的cd，我是集齊了的），但是在台灣的第一晚，去了土林夜市，經過一間唱片店，進入閒逛時，店內喇叭在播著的，是新推出的「藍大碟」的歌，當下猛然發現：怎麼好像聽到了好多以往在舊版本，聽不到的細節出來？回港後再買回新版的紅藍大碟，戴起耳筒一聽，就好像是重新發現般，看來也要慢慢儲錢，再敗一套新牌回家了．．．

「讀書人大抵有兩多，一是家中書多，二來家中雜物多，但唯獨就是錢不多。」

上周末與半年沒見的中學同學吃午飯聚舊，閒談之間，扯起裝修的話題：我近來常動起裝修的念頭－－十年前搬到現在的住所後，房中傢具、擺設就沒有大幅改動過，心想將牆壁粉刷一下，將傢具移動一下也不錯，但是想及房中雜物之多，但是裝修前後，如何移動或者保留他們，就已經非常頭痛。

如果現在要編一本新的《世說新語》，上面這句應該可以入選吧－－這正是當日兩個人都擊節同意的話。萬般帶不足，唯有書隨身啊。

裝修也好，不裝修也好，房中就是堆滿東西就是了。過去一個星期，每晚下班以後，就是對著塞滿書（和其他東西）的書櫃發呆，思量哪些書可以放棄，哪些要保留，當然，更多的時間就是隨手拿起一本多年沒讀的書，邊想應不應該將它放棄時，隨手一揭，揭到似曾相識的段落，隨即回想起當年那刻，讀著這個段落時的片段，還偶然看到，那些年月在書邊所留下的筆記、塗鴉等等，剎那頓然驚覺：已經好些年沒有讀這本書！

但正如我在自家的微博說，放棄藏書要狠心。好歹也收拾了一堆書和它們說「再見」，拿到附近的百貨公司，將它們捐出作舊書回收義賣之用。說別離已經夠難，更何況是書，但是荷不出此「下策」，又怎能挪出空間，又或是減輕書架的負擔？

記得中學其中一名班主任－－他是個博學的讀書人－－曾說過，他曾用在五金店舖賣的角鐵，自己在家砌了一個書架，但是後來積累太重，結果轟然坍塌。自此之後，書櫃崩壞就成為了我的「藏書噩夢」之一，生怕書櫃不生性，只因它不是甚麼好木材所造嘛。

雖然說，捐出這一堆書時，是狠下心腸，但是當中也有一些，是拿上手、打開讀的時候，心裡第一句說是「怎麼當年會買了這樣的書？」但是這些書得以在書櫃存留一段時間，畢竟是自己個人文化生活的一部份（嘿，多麼的冠冕堂皇！），要送走真的是十分捨不得，生怕以後要用時，找不住、買不回，二來大多數捐出的書，確是一些好書啊。

舊書回收再義賣這方式，得老實說，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方法。正如《反斗奇兵三》的故事一樣，書籍就此覆水難收式的送了出去，下場未必一定美好，巴斯光年、泡泡龍等玩具，去到Sunnyside時，不也不是被Lotso「強迫」到最反斗的幼兒班嘛。作為捐出者的本人，當然希望這些書最終會找到好歸宿，但是也只有盼望的份兒，其餘呢，一切靠運數！或會有人說，「漂書」這個概念很浪漫、有趣，但是如果將書送出的動機，是有目的地，另覓一戶好人家的話，那些漂泊，實在可免則免。

所以說，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那篇〈藏書憂〉，實在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東西。（附帶一句，余氏的文章，還是最初的最好看，人紅了就語多無聊，應用到余氏身上，何其適合不過）

將藏書送贈出去，於我而言，當然是自己當「媒人」，為書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下一任主人，屬於最高境界。自己高興，別人也開心。但是一來我沒有所謂「藏書目錄」這回事，外人不知道自己有些甚麼的書，就算是有目錄也好，要別人在短時間內「全盤接收」，也應該是天方夜譚的事。退而求其次，拿去舊書回收，當應是次佳的做法，但還是要一邊放進回收箱時，一邊哄自己說，在義賣會時，一定會有人拿起這些書時，會有驚為天人的感嘆！

總之，書是捐了出去，書櫃算是騰了一點空間（但還是滿滿的沒錯），不過又念到還有幾天就是書展，一堆新書又準備出來了，總會買一點時，那就只有一句「犯賤」可以說了。唉。

常常聽到這樣的論調：歷史會證明我的清白。這樣說的前提，是現時無法證明當事人對錯的事件，假以時日，就會有一個定調，一個是非／忠奸／黑白的權威說法。說這些話的人，以及相信這些話的受眾，都相信「歷史」這個概念，是萬能並且不能辯駁的。但現實者，是不是這樣的順從人意，大抵又是另一回事吧。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袁偉民，早前出版講述他出任局長五年多的經歷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右圖，下文簡稱《體》）。書籍出版時，本地也有傳媒報道過，當時報道的調子，是一種「看內幕」的角度，因為書中所揭示的雪梨奧運前禁藥風波，還有中國女排為「走線」而「打假球」的事件，都是本地觀眾較有興趣知道的。早前到廣州一遊，想起這本書我還沒有買，結果順說買了回來－－最初還以為是袁偉民自己執筆寫的，不過買了才發現，原來是一名叫「遠山」的人寫的。（岔開一筆，好像迎年中國官員退休後，都有出書的習慣，錢其琛的《外交十記》回然可讀性甚高，就連唐家璇最近也出了書，不過還沒有買。）

說回《體》這本書。書是十分好讀的－－正如上段所說，如果是用一個「看內幕」的心情，看看袁氏主政中國體壇事務的五年多期間，如何面對風波、征戰奧運，這本約三百頁的著作，的確是讀得十分愉快。不過讀畢以後，反而對於當日傳媒所報道，將焦點集中於女排及禁藥事件的做法，反而覺得還不夠過癮，因為書中所描述，有關袁偉民以及當局，與在國際奧委會擔任多年委員的何振梁的「恩怨」。

袁偉民－－透過「遠山」的筆－－在書中，對何振梁提出的指摘，集中於兩宗事件。第一是二零零一年，北京申辦二零零八年奧運時，何振梁不合作，支持南韓的候選人競逐國際奧委會主席（最後由比利時的羅格當選），危害北京申辦的成功機會；第二是指何振梁，阻撓現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競選國際奧委員成員（後來還是選上了）。有趣的是，《體》中除了不能不提的情況外，凡是提到何振梁時，都只用「資深委員」稱之，除教人想起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 外，也可以感受到，袁氏對於這名「資深委員」有多麼的「強烈感情」。

書中對於何振梁的批評，正是為何我想起文首所提到、歷史能否還人公正的問題。女排打假球、禁藥以至審計風波，都只是「事件」而己，但是書中營造出來，何振梁vs北京申奧／中國政府的分歧及嫌隙，不但涉及雙方當事人的名譽，更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體》的封面說：

歷史可能被表達，可能被遮蔽，本書所要做的是，讓歷史盡可能接近事實。

換言之，就是標榜書中所言盡是事實，但是上月其中一期《三聯生活周刊》，李菁訪問何振梁，就《體》一書所引發的風波作出回應的文章「何振梁：『我唯一企求的是給我以公道和安寧』」，不但何振梁提供的說法，完全與袁偉民所版本近乎完全相反，而且文末一句：

所以這個事情剛出來時我很氣憤，現在就平靜下來了，我相信一切自有公論。劉少奇同志說過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借用一下：「好在歷史是事實寫的。」

嘿，這當中的潛台詞，還不是「我說的才是事實」嘛。

假設「事實」只有一個，而袁偉民及何振梁的文本及論述，都是他日作為「申奧風波」及「于再清競選事件」的歷史資料的話，後人讀了以後，又怎能作出一鎚定音的論斷？回憶錄這回事，通常都是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出發，歌功頌德或者談不上，但是給自己一個正面的角度，應該是大多數的情況（話說回來，《體》內對於袁偉民形象的塑造，也真正面得很），見到內地的讀者在網上的書評，不少都說很不齒何振梁的做法，又或讚揚袁偉民敢講真話，我反而會再想抽遠點來看－－只能當《體》一書，是事件講述的其中一個「版本」而己，何振梁在《三聯生活周刊》的「辯駁」，則又是另一種版本，此時此刻，只可以說是「立此存照」而己。

我還是認為，只有發掘更多的史料，才能令事件更加立體。雖道作為讀者，所作的判斷，就是基於他「相信哪一方的說法」，但是在這宗事件中，在資料尚算不太多的情況下，不可能只讀一份史料，就作出判斷罷。或者此時此刻，說法／評論都是一面倒支持一方，但客觀點講一句，日後或許會有更多資料，去推翻現時的說法？清白與否，是別人的Perception，別寄望歷史－－不斷由資料組成的這回事會給人清白，還是寄望後人，多讀多涉獵多獨立思考，或者更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