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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書...

今早看電視新聞。當然,書展首日出現排隊人龍是必然的了,但是見到絕大部分排在龍頭的人,都是為了某女星的寫真集而來,那種「超現實」的感覺終究還是強烈的。看見這種情況,本來已經弱得可憐的逛書展的意慾,已經是再也不再低了,但是當我下班離開公司的時候,見到還有時間,還是敵不過書的誘惑,自自然然腳步就轉往會展的那方走了--之前還在信誓旦旦的在Facebook對友人說,「今年是不會去的了」,真慚愧。

在會場內匆匆走了一圈,書沒有怎樣留心的選購,因為實在太.多.人(好像還有甚麼明星簽名的,場內不斷有人大叫,但聰不清楚叫甚麼),最後還是買了四本書:董橋的新結集《絕色》、村上春樹的《給我搖擺,其餘免談》,還有英國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兩本書的中譯本,分別是Berlin: The Downfall 1945Stalingrad。董橋及村上的新書,是有目的地買的,反而安東尼比弗兩本書,雖有想看的欲望,不知怎的沒有買,這次有緣見到,就不妨先買下了。

四本書這個數字,與以前相比,真是不能想像的低。與以前帶同大批「銀彈」,在會場內肆意買書的豪情相比,近年的習慣是看了好幾次後,考慮過值不值得買後,才敢拿書到收銀處付款帶走。這當然不是與金錢多寡之類的「現實問題」有關,而是回顧這幾年寫有關書展的文章,從這篇這篇這篇,當中不少買下的書,都現在還沒有看!買了不看而只擺放,實在太浪費了,不但是花了金錢,還有房中可以放書的地方:書櫃早已書滿為患,要在堆在地上袋中的書,已經有一定的高度...難怪我近日經常對人說,我看雜誌比看書還要多,只因雜誌處理掉也不會覺得太可憎(但我犯賤,還是留下的多)。

董橋的新結集《絕色》是他在《蘋果日報》專欄的結集。董橋的書,一年一本的速度剛好,書的印刷的質量也好(總的來說,香港牛津出版社的書的質素非常好),付貴一點買也值得。不過今晚走到牛津的攤位,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出版社「翻出」董橋最初經他們出版的四本書(即是《保住那一髮青山》《倫敦的夏天等你來》那堆),還要是每兩本併在一本,硬版精裝印製!還有印得極好的金耀基《劍橋語絲》(當然是二千年的牛津版)等等書籍,都出了硬皮版--難為我這個買了不少「牛津書」的人,現時應否「翻買」?真是的。

想起電鋸兄曾說,他買書會買比較細本的Paperback。平裝本當然價錢相宜,但是經不起「摧殘」也是事實,遇上比較厚一點的平裝本,那些只用將書頁糊在書籍上的膠水,在多次揭閱之後就會開始「甩骨」,搞不好就會整本書「碎裂」,血本無歸也,此外放置時稍一不慎,都會弄爛弄皺書面,痛心死了。硬皮書雖然較貴,但耐揭耐看,在書櫃整理也方便。所以,假如在書架上,同時看到平裝精裝兩個版本,而後者不是比前者貴得離譜的話,我還是會乖乖付多一點的--但是明明有的話,為何還要花錢買多一個版本?又不是考據版本學!所以各位也能體會到,我看到精裝版《董橋文集》的「dump心」吧?

愛看書,也捨不得將書丟掉,自然是愈收愈多(雖則我的程度是小兒科而己)。記得「含淚勸告」的文人,曾寫藏書之憂:

捧著一本挺展乾淨的書,自己的心情也立即變得舒朗。讀這樣的書,就像與一位頭面乾淨、衣衫整齊的朋友對話,整個氣氛迴盪著雅潔和高尚。(余秋雨:〈藏書憂〉,台北.爾雅出版社:《文化苦旅》頁四零五)

我當然沒有余秋雨的館藏,但是見到自己的小書櫃亂七八糟,倒也點「糟塌了好書」的感覺,真是一點高尚雅潔也談不上。但是最擔驚受怕的,是擔心書架的木材受不了書的「沉重」,不知那時轟然一聲倒下(中學的中文老師倒曾有此經驗,真嚇人),又或是書蟲或濕氣肆虐,令書本發黃發霉被蛀(不是說笑,有時倒會有這樣的夢)。看來是要下起決心,為這個小天地收拾收拾了。

遲來的讀後感

一月時香港大學圖書館,從浸會大學圖書館借來早已絕版多時、由迪卡唱片公司監製克爾蕭(John Culshaw)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 “Ring Resounding” (一九八七年美國紐約Limelight版)。一晃下來借書已差不多三個月,斷斷續續也看了數次,也不能再經圖書館續借了,只得在明日還書(還要補交兩天罰款),也是時候在此寫下一點感想。

怎樣說呢?讀罷Ring Resounding,我會有這樣的感想:對克爾蕭來說,幸運的是他趕上了古典音樂錄音事業的黃金盛世,也經歷唱片技術由單聲道七十八轉唱片,變成立體聲LP唱片的革命,不過不幸的是他未能活得夠長(他在五十多歲時因肝病過身)見證雷射唱片、DVD到當下藍光等錄音/影音科技的再革新及普及(可以肯定若他有這樣的科技,肯定在錄音時「玩得更癲」)。

另一方面--也許有點瘋刺或說反話--克爾蕭英年早逝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在他去世時,古典音樂事業仍算蓬勃,他不用經歷從高峰跌至現時萎微不振的境地,對他而言也是一種「幸運」。

古典樂迷大抵都會知道,克爾蕭就是迪卡唱片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推出蘇堤爵士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所錄製的華格勒作品《尼貝龍根的指環》的監製,而Ring Resounding這本書,就是講述他為這套鉅製背後勞心勞力的過程。不過這本書並非單是描述錄音背後的故事,它的敘述是由一九五一年拜萊特音樂節開始,當年克爾蕭與同僚被派到拜萊特去錄製現場演出,但卻因為同行之間的合約糾紛而被迫叫停(只因當年在《諸神的黃昏》中唱小角色的舒瓦茨科芙是EMI的藝人)。

其後另一名著名女高音Kirsten Flagstad,因為給EMI錄製《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時(說起來奇怪,雖然是Flagstad加Furtwangler的合作,但我竟然沒有這「名盤」!),在第二幕的高音C要由舒瓦茨科芙「代唱」的事漏了出去,令她與EMI決裂,間接促成Flagstad轉投迪卡唱片。克爾蕭的《指環》錄製計畫,本來是以Flagstad為主軸的,但是中間橫生太多枝節,令最終整個製作程序及人選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因在我的心目中,蘇堤指揮的《指環》是我的頭號首選,所以對其製作過程有興趣;即使《指環》不是一般樂迷的那杯茶,克爾蕭的筆觸也十分活潑,也沒有太艱澀的名詞,作為一名唱片監製的自白也是一本很有趣的讀物,所以這本書的可讀性很高。

Ring Resounding對我而言有四個看點,分別是橫跨多年的《指環》錄製過程、克爾蕭與Flagstad的關係、書中對樂界中人的月旦(或用港式娛樂的名詞,就是「掩名爆」)、以及克爾蕭本人對唱片製作的看法。

首先談談有關《指環》錄製過程的內容。這部分是整本Ring Resounding的主軸,在全書二百多頁中,我們看到的是克爾蕭及其錄音團隊如何排除萬難,在現今看來極為原始的技術下,將整套《指環》製作出來,當中更不乏我在看來十分有趣的章節:例如蘇堤原訂要從巴黎坐飛機到維也納錄音,但是飛機因維修而延誤,克爾蕭等人盤算後,即使他全速過關,加上交通的時間亦仍將浪費一半錄音時間,結果克爾蕭找來錄音場地的經理(其名言是:「任何事也冇問題!」),通過其「廣泛人脈」,去將機場連接市中心道路的所有交通燈全部轉為綠燈,好讓蘇堤的「專車」--一部警車(!)全速開至市中心的錄音場地。

當然書中也有令人緊張的時刻。在《萊因河黃金》的製作中,克爾蕭安排的錄音時段都已經用罄了,但是他們仍對那段著名的前奏不滿意,結果整隊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成員,同意在晚上表演後,在深夜再回到錄音場地(就是數年前被大火燒毀的Sofiensaal)錄音,然而錄罷前奏、眾樂團成員在另一邊大吃一頓時,克爾蕭再決定要重錄歌劇末部,也就是諸神踏上彩虹橋進入英靈殿的樂段,幸好樂團成員以大局為重,肯「捱義氣」為唱片再演奏一次,結果一Take成功。

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在錄製《齊格菲》中的一段小插曲。雖然男高音溫特加森(Wolfgang Windgassen),是不少華格勒迷中心的齊格菲人選,但是在克爾蕭錄製《齊格菲》時,人選卻不是他而是另一人。然而這名沒有公開姓名,只叫「我們的齊格菲」的男高音,卻一直沒有好好學習這個角色,險些令整個錄音--以至整個《指環》計畫--車毀人亡。此時克爾蕭等人只有硬著頭皮,去找溫特加森出手相救。雖然溫特加森非常好人地答允加入錄音,但是合約問題一直也談不攏,正當錄音室眾人準倫好時,他仍在電話中與經理人討價還價,最後他也等得不耐煩,怒擲電話並丟下一句:「叫它見鬼去!我現在就要出去唱!」

Kirsten Flagstad與克爾蕭的書信來往,也是Ring Resounding一書非常重要的部分。克爾蕭本來與Kirsten只是公事上的來往,前者在錄製《萊因河黃金》時,為了說服Flagstad演Fricka這個角色--畢竟Flagstad是演Brunhilde、Isolde的主角,要她演Fricka是屈就了她--而大費唇舌,後來Kirsten因患癌而健康日差,不能再為克爾蕭錄製歌劇,通過兩人大量的書信來往,我們可以看到克爾蕭與Flagstad之間由公事進化成兩人的友誼,到最後《齊格菲》錄製完成後,Flagstad已經病逝的消息傳出時,也不無一點傷感。

至於「掩名爆」,則是生性「八卦」的本人最喜歡看的項目。克爾蕭活躍的年頭,正是錄音技術最得重大突破的時代,他固然對新技術充滿盼待,也希望利用它大展拳腳,但是不少老派的指揮家卻對「錄音」持懷疑的看法,更無法適應現代錄音的要求及方式,但是克爾蕭卻厚道地沒有說出這些「老古董」的身份,反而他寫到在《萊因河黃金》錄製前,他在酒店遇到一名「非常出名的同行」,對方得悉他要錄華格勒時,答話竟是:「有趣,但當然你們將會一張唱片也賣不出。」雖然克爾蕭沒有寫到這名後來證質看錯了眼的人是誰,不過如果看過蘇堤的自傳,就會知道這名「同行」就是大名鼎鼎的Walter Legge!但我反而想知道,克爾蕭筆下那名差點令整個錄音流產的那名「我們的齊格菲」究竟是誰!

最後是克爾蕭本人對錄音的看法。我得說,雖然整本Ring Resounding是一本教我讀得十分愉快的書,但是克爾蕭對錄音、歌劇本身以至兩者間關係的看法,我不是完全同意。克爾蕭在書的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說,立體聲是一種「去利用的媒介」,透過其空間感去令歌劇在家中活生生地重現(頁十一至十二)--克爾蕭甚至還說出,如果聽不出來的話,不是唱片的錯,而是音響的錯(頁二一零)--當中的「自負」不可說不強烈。克爾蕭又在書末,提到他在一九六六年回到拜萊特的經驗,結論就是歌劇製作已經過時。克爾蕭寫道:

「〔歌劇製作〕這種媒介是錯誤的...與大部分歌劇院一樣,其失敗在於劇院以至觀眾,都是會轉變的。去表達他〔華格勒長孫Wieland Wagner〕就《指環》的設想,所需的不只是想像上的革命,還要科技上的革命。若要證明《指環》中的哲學是普世適用,及為廣泛觀眾接受的話,它呈獻的方式就必須是二十世紀中期的,而非在十九世紀當時看來足夠的方式的延伸。」(頁二五三)

克爾蕭其後更以非常不客氣的言詞,批抨一九六六年的拜萊特的表演,只是「只能滿足巴勒莫(Palermo)觀察」的質素(頁二五五)。在克爾蕭的眼中,既然現代錄音技術已能在唱片中構建「聲響劇場」(Sound theatre),歌劇製作本身就已顯得落伍,亦沒有「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功能,如果掌管歌劇院的人不擁抱現代傳播技術的話,墳墓就在不遠處(頁二五六)。

我的理解是,克爾蕭是名不折不扣的科技擁護者,他在那個年代,唱片技術的發展的確有將這種藝術推而廣之的作用,但是這是否等於歌劇唱片可以完全取代劇場演出?可能我也是克爾齊筆下,那些「判斷建基於只顧事件以前是怎麼樣的」(頁二五七)那種老古董吧,但是入劇院看歌劇(以及其他表演)的感受,卻絕非唱片可以提供的。我永遠不會忘記我那次在阿德萊德看《指環》時,《萊因河黃金》前奏在漆黑一片的劇院中徐徐奏出的感到一刻,也忘不了《女武神》第三幕開始前,全場觀眾的期特及興奮心情。即使唱片的「卡士」如何強大,但卻提供不了在劇院中看演、唱前,那種未知的「冒險感覺」。

當然,克爾蕭在生時的年代,最尖端的技術是黑膠唱片,我們難保若他活到有CD、DVD的年代,會力倡歌劇製作會是聲畫俱備(他也在「終曲」一章也有「預言」)。只是若然如此,在錄製《指環》時有不少「瘋狂」舉動的克爾蕭--為錄音度身訂造全新且規模巨大的錄音及混音設備、為尋求理想的音效而扭盡六寅、甚至將錄音室所在的Sofiensaal的其中一個部分改建為「宿舍」--能抵抗得住近年古典音樂市場萎縮,而令錄音成本大幅削減的衝擊嗎?不少人都說,早前剛來港演出的杜鳴高,在數年前所錄製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可能是最後一個歌劇的錄音室製作,事實上現時不少歌劇唱片/影碟,都是現場的錄音/影版本了,不知道克爾蕭若活到今天,他看到會有甚麼感覺?

我說他英年早逝未嘗不是好事,就是這個原因。恐怕他活到今天,面對古典音樂每況愈下的洪流,恐怕他也難以抵擋。

口述歷史,及其他

我喜歡讀歷史書及傳記類書籍,但可沒有接正統的歷史學訓練--中國歷史及西史科,也是讀到中五就停止。所以對於所謂史學的研究、採集、整理方法,我可是一竅不通的。或者五零一房東船山先生,可以就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賜教賜教。

問題是這樣的:二零零八年第四期《三聯生活周刊》(一月廿八日刊)的「口述」專題,訪問了清代肅親王善耆的第三十八名孩子愛新覺羅.顯琦(金默玉)。最初不知道這位「格格」是誰,讀下去才發現她是川島芳子的妹妹--說起來也真慚愧,對於川島芳子,我只知道李碧華曾寫過一本有關她的,或梅艷芳主演的電影(都沒有看過、讀過),卻不知道她原是滿人之後。金默玉在長達六頁的訪問中,由她小時的生活說到她後來遭拘捕,在秦城監獄待了十五年的經歷,可說是挺有趣的,不過讀到當中某些段落,卻發現有些問題。

例如文章的引言說:「一九一八年,流亡予旅順、仍沉浸於恢復大清帝業的肅親王善耆迎來了他的第三十八個孩子,他為這個小生命取名為愛新覺羅.顯琦」。然後金默玉口述歷史的第一句,就是「一九二二年父親去世時,我只有四歲,所以我對父親沒什麼印象」。(均為一零二頁)假設這個兩個關於年份及歲數的論述是正確的話,到了第一零四頁時,金默玉說他父親去世後三年還葬北京的那段就有趣了:

父親去世三周年時,被運回北京安葬...送葬的親友多達數百人,因為隊伍太長,從旅順家中到火車站整整用了一天。靈柩用火車經奉天、山海關到達北京,是袁世凱親自在車站迎接的。

善耆在金默玉四歲時去世,他去世後三年遷葬北京,而金默玉是在一九一八年出生的,按道理遷葬那年應該是一九二五或二六年吧。但是袁世凱是在一九一六年病死的,兩個年份相差了近十年。相比之下,應該是金默玉的論述有誤吧?最妙的是,金默玉及後提到川島芳子(愛新覺羅.顯玗)時,說她嫁給蒙古王公的二子時,又提到「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暴亡後」(一零五頁),同一篇文章的前後矛盾是很明顯的。

又或如金默玉提到「末代皇帝」溥儀時,第一句就是說他「一九三一年溥儀從北京逃出來後,先在旅順躲了一段時間」(一零四頁)。但是如果對溥儀的生平有點認識,又或是讀過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的話,都會知道他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是民國十三年的事)後,是逃到天津,最後到九一八事變後,到了東三省的滿洲國當起皇帝來的。可以肯定的是,溥儀絕不是在「一九三一年」逃出北京的--因為溥儀本人也說過,他「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我的前半生》頁一四五,香港廣角鏡版),但後來在一九三一年底到了旅順(見該書第五章「潛往東北」的描述)。

讀了這篇文章,我的疑問是,作出記錄、整理這些口述歷史的人,在面對明顯不過的事實錯誤時,他們應該採取甚麼動作呢?是尊重口述者照錄無誤,還是提醒口述者有問題作出更正,還是以事後「編按」的形式,去提供另一個說法給讀者呢?我這樣提出的原因,或者是職業病使然吧,因為見到與事實有明顯出入的東西,就自然會起「改了它吧」的念頭,見到《三聯生活》的編輯們隻字未改/不改,總是覺得有點奇怪的。

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保證溥儀所說的也是百分百分的事實,只是覺得無論是讀歷史或是看新聞,看多數個資料來源/版本,對事情的全貌總有一個更廣闊的了解。此時起想前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夫人章含之去世的消息,章含之那本《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我也讀過,她說了不少與第二任丈夫,亦即是喬冠華的的故事,但是她對於喬冠華後來如何被整,又或是她與第一任丈夫的事也很少提及。後來有次經過書店,發現其前夫洪君彥所寫的《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不就是從另一個角度寫這些人和這些歷史嘛,不過那時沒有買下,現在其中一人已去,或者找時候買這本書,拿來與《跨》來對照看看。

洪君彥的文章,曾在二零零四年於《明報》刊載。當時馬家輝為文介紹時寫道:

基於立場角度的殊異分歧,同一個故事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版本,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歷史述說本就該是眾聲喧嘩,歷史的真相經由不同的述說選材而有機會逐漸成形,她說她的,他說他的,而我們,透過別人的故事而認識歷史,自該哀矜毋喜。
(〈她們說完了,輪到他開口〉,《明報》D8版,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確然。讀歷史,看新聞,應該還是多看幾個版本,才敢妄下論斷。

房中雜物回顧(二)

博益結業引發不少泊客為文,其中一個「集體回憶」是博益出版的一系列村上春樹書籍。公園仔說,「博益在尺碼上沒有改革,書的設計也不用心」,弄得我心血來潮,在房中的眾多雜物中,找出一堆不同出版社所出的村上春樹小說來比對一番--台灣的時報文化所出的版本,一直「供放」於書架的顯眼位置(上圖如是),國內林少華譯的版本,則放在較高的位置,至於博益的早年版本,真是有點過意不去,是放在櫃底最不起眼的角落,因為近年翻看的多是時報版之故也。

相信此地不少人初看村上的書,都是先看博益版的袋中書,當中又有不少是先看《挪威的森林》吧?我也不例外。我那兩本葉蕙譯的《挪威的森林》,是在我讀中三那年買的,記得當年依稀有一種氛圍,就是像彼德.張兄所說:「平生不讀村上書,就稱“潮人”也枉然!」的情況--那年張智霖不是有一首歌,歌詞的其中一句就是「和誰談《挪威的林林》」的麼?於是懵懵懂懂,就在某一晚到上環吃飯時,在水坑口街附近一間書店,買了《挪威的森林》的上集來看,自此之後就不能自拔了,他的書也愈買愈多。

Nikita及彼德都提及村上的成名作《聽風的歌》。不過真是奇怪,村上的「老鼠三部曲」以及村上也稱為「延續篇」的《舞舞舞》共四本書,我讀的次序是完完全全的相反的。所以我讀的第一本就是《舞舞舞》,所以對他的印象也最深--當中的「除雪」比喻我也經常用。(其實近幾年讀多了村上的短文,也覺得他在《舞》中說自己寫的文章是「除雪」行為,某程度上是自嘲呢。)

說起來,不少人都說村上的另一本小說《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不好看,我反而覺得《國》與《舞舞舞》都是村上對當時日本社會的Social Commentary,就如《舞舞舞》中主角「我」對名人現像的反感,以及社會資源的浪費,對我而言就是村上對自己在出版《挪威的森林》大賣,成為名人後的反應,也是對日本在八十年代經濟澎漲的反思;《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內主人翁的岳父,更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八十年代有錢人的典型,及後主角得知太太聽從岳父的指令,到銀行提款買入不知名的股票後,那番反對的話,對於不斷循環出現的股市狂潮,更是一劑反省的良言。

至於「三部曲」的小說,不是說不喜歡,不過還是喜歡《舞舞舞》多一點。要從三部小說中選的話,《尋羊冒險記》是我的最愛,較為不喜歡的是《一九七三年的彈珠玩具》。

噢,談遠了。讀了數年博益版的村上春樹後,父親的朋友「勸告」我應該看看台灣版的村上,於是漸漸也購進了一堆,造成置頂圖像的「盛況」,不過當年(應該是九六年吧?)博益出版《夜之蜘蛛猴》時,宣傳要與日本版一模一樣的設計出版,於是也有一點期待,更特地託家中附近一間書店為我「留書」,以免在出版時買不到(可想而知當年本人是多麼無聊!)。後來書出版了,但是那時讀的多是村上的長篇小說,對從未接觸這些「小小說」的我而言,初看時是有點不慣的,賣書給我的書店老闆也覺得「有點怪」。不過那時十多年前的情況了,現在讀多了村上的作品,種類也不只是小說,還有散文、雜誌短文、遊記及插圖文章時,也覺得《夜之蜘蛛猴》是十分「過癮」的作品了。

對啊,讀得愈多愈多村上的東西,對他不同形式的作品的感受及欣賞程度就更深及更廣闊--這不就是閱讀累積的成果麼?同樣地,我們常常說「品味」是acquire回來的,雖則在今日在書櫃內找回博益版的村上時,也不禁驚嘆「為何博益版的會這樣『醜樣』」,但是倒也不必在此時此刻作出批評,這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從台北版比較用心的設計,還有早年國內版(漓江出版社的,是轉了上海譯文才變醜)給我們的「驚艷」培育了品味,事後才發現博益版的不足而已。

延伸閱讀:
香港仔公國:不讀村上的小說
彼德.張:讀村上小說
My Life as Open Source:會聽風聲的歌

本年閱讀計畫.啟動

相信已在這裡說過很多次,我可勉強說是華格納歌劇的「粉絲」,也爭取機會看有關他的作品及生平,以至有關他的東西(如華格納音樂節,及製作其歌劇的過程)的資料。當然,以純樂理為出發點的書--如Ernest Newman那本厚如磚頭的The Wagner Operas--對我而言是可望不可讀的,始終是傾向於歷史/故事性強的書多一點。

右圖由前迪卡唱片監製John Culshaw所寫的Ring Resounding這本書,是我一直想看的書。如果對華格納的《指環》四聯劇的唱片版本有點認識,或要人推薦《指環》的版本的話,十居其八九都會推薦蘇堤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與維也納愛樂團錄製的版本,這套前無古人的錄音(此前從未有完整的《指環》錄音版本製作)正是由Culshaw作監製的,這本書則是他敊述這套唱片的製作過程。

其實早已知道這本書的存在久矣,但是這本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書,早已是絕版多時。雖然知道在如Abebooks之類的舊書買賣網站,也有人及舊書商將這本書放售,但是始終不太放心(不肯定書的新舊程度,怕做了冤大頭)。公共圖書館雖有John Culshaw的書,但卻沒有這一本Ring Resounding,中大及港大的圖書館,也沒有這本藏書,所以一直只聽書名而沒緣一讀。

不過早前忽然想起,在其他大學的圖書館不知道有沒有這本書,於是上網一找,哇,原來香港的大學有「一千零一本」Ring Resounding,就是在浸會大學的圖書館內(是一九八七年的Limelights重印版)!於是連忙經港大向對方借書,並在今天將這本書捧回家讀,實在太令人高興了。

畫蛇添足反累事

工作多多少少與翻譯有關。一直覺得,若然一個未看過原文--語言寫成的東西--的人,在對最初的文本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看到譯文也可以懷著百分之一百信心說,「這段東西寫錯了,譯錯了」的話,那末譯者在這段文字的工夫,可算是徹徹底底的失敗了。不幸地,本年看過好幾本國內譯的書,都給我遇上這個情況。

這裡的忠實讀者都會知道,本人是村上春樹作品的擁躉,亦同樣地對台灣那邊賴明珠的翻譯有點意見,不過國內的林少華也好不了多少,兩者擇一,只能說是「兩害取其輕」的情況,也只有被迫選擇賴明珠的譯本,對林少華的譯文避得老遠。不過最近一口氣購入三本台灣時報出版、賴明珠譯的《村上朝日堂》系列,卻給我在讀到最後一本《村上朝日堂嗨嗬》(以下簡稱《村》)的末部時,竟然看得我雙眼反白!

事情是這樣的:在《村》的其中一篇<歌劇之夜(2)>中,村上談到了在英國觀看歌劇的經驗。如果沒有推斷錯誤的話,他所說的倫敦觀劇經驗,就是在紀錄村上與其太太,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在歐洲生活的三年的書《遠方的鼓聲》(賴明珠譯,台北:時報出版,二零零零年)中,有關他在倫敦生活的一個月的<倫敦>那篇(《遠》頁二八五至二九二)。理由是他在<倫敦>裡寫道:

還去了看歌劇柴可夫斯基的《尤琴奧尼金》芙蕾妮主唱),和布瑞頓(Britten)的《比利.巴德》(Billy Budd)。兩次都很棒,因為在別的地方寫過了所以在這裡割愛。(頁二九零)

村上所指的「別的地方」,就是《村》中的歌劇之夜中,他要買四十八英鎊的票去看的《尤琴奧尼金》的那篇文章。

在確立了兩篇文章之間的關係後,就要談到大要我的命的那一段文字。其實嚴格點來說,那段文字不是村上的文字,而是賴明珠自己所添的「附注」--她在<歌劇之夜(2)>的文末加了一個注:

一.這裡的小說指的是《挪威的森林》。村上在希臘和羅馬把這部小說繼續寫完,到倫敦做最段的修正後交稿給講談社出版,成為他最暢銷的代表作。(頁一五四)

附注中「這裡的小說」是指村上在文中「在那裡一點一點地把小說做最後的修正」(頁一五一)。但是村上所寫的「小說」,卻絕不是賴明珠所言的《挪威的森林》,而是《挪》之後的《舞舞舞》,村上春樹亦在<倫敦>中寫到,他在倫敦將列印出來的《舞.舞.舞》小說原稿寄到東京(頁二九二)!也即是說,好好的不加任何附注還好,這樣加了以後,卻搞出一個大烏龍,大錯處。

要怎樣證明呢?其實,村上春樹本人也在<倫敦>中寫得十分明白:

我在這個房間寫完《舞.舞.舞》這本長篇小說。一面用收錄音機聽音樂,眺望著窗外的Abbey Road,每天每天都啪搭啪搭地繼續敲著文字處理機的鍵盤。(頁二八六至二八七)

《遠方的鼓聲》與《村上朝日堂嗨嗬》都是由賴明珠譯的,以賴明珠譯了那麼多年村上,相信也是半個村上專家,為甚麼可以這麼糊塗,弄出這麼大的大烏龍?--如果有人認為,也有可能是村上自己在<倫敦>的筆誤的話,也可以看看他在《遠》中有關《挪威的森林》的文字吧:

我打電話給講談社的木下陽子小姐,告訴她小說可以算是完成了,她說四月初波隆納(Bologna)有畫冊樣本書展,講談社國際室的人會去,如果能在那裡把原稿直接交給他是最好不過了。...

從第二天起我立刻開始著手第二份修改稿。把寫在筆記簿和信紙上的原稿,從頭開始全部重新改寫過。四百字稿紙九百頁份量的原稿用原子筆全部重寫。...第二稿在三月二十六日完成。心想在波隆納的書展前非完成不可,寫得很急,因此最後右腕已經痲痺幾乎不能動了。...

接著又沒時間休息地進入在第二稿上再一次用紅筆仔細修正的作業。結果全稿定稿完成,並加上《挪威的森林》這書名,是在前往波隆納的兩天前。...在這「Villa特雷科里」寫小說的期間,我除了這本小說之外,完全沒有寫任何其他文章。既沒力氣寫信,連日記也很少寫。(<特雷科里宅>,《遠方的鼓聲》頁一七七)

熟讀村上作品及其創作過程的人都會知道,《挪威的森林》是在希臘動筆,羅馬完成的,他交稿的地點,就是如上段所言般的意大利波隆納(即我們所說的博洛尼亞),村上也在《遠》中那篇<到梅塔村的途中>開首寫到,「我在波隆納把《挪威的森林》原稿交出去後,決定暫時優閒地讓身心休息一陣子」(《遠》頁一八五)。至此,也可從多個角度,證明搞出大頭佛的賴明珠,在<歌劇之夜(2)>中自行添加的譯注中,那本小說一定不會是《挪威的森林》了吧。

如此嘮叨寫了一大堆文字,為了一個附注的烏龍,一個錯誤,或者有人會認為是小題大做,是逮著一個小錯處然後大做文章,然後自己洋洋自得。但是作為一個多多少少都與翻譯工作扯上關係的人,我更相信的是「一粒老鼠屎壞了一窩粥」的道理,況且,賴明珠作為中譯村上春樹作品的老手,這樣如此大意的錯,對我而言是太過驚嚇了,她也實在太不小心--還是標題那句話,「畫蛇添足反累事」啊。

讀村上春樹談音樂

上星期交了功課,做了好友結婚的兄弟,兩個重要的任務都圓滿完成,人頓時輕鬆了不少,也特別有購物慾(其實心情好時會買東西,不好時更加會買東西)。經過書店,發現台灣的時報文化已經出了村上春樹的三本《村上朝日堂》系列,於是毫不猶豫,一口氣買下三本。二百多元雖是有點貴,但是這樣的散文,對於最近數星期都是讀枯燥至極的期刊文章及學術書籍的我而言,卻是亟需的東西。

還記得很久很久以前,還有一本叫《愛+情故事》的讀物,當中也有翻譯《村上朝日堂》的文章的,印象最深的一篇就是《朝日堂》中<對女孩子親切>那一篇。現時我讀《朝日堂反擊》(上圖)則大約讀了三分之一。當中讀到<興趣是音樂>時看到:

那時候我買的唱片現在看起來,自己都覺得很驚訝,真是太沒原則的收集方式了...年輕時候聽過的演奏,說起來會一輩子烙進耳朵裡,而且因為是少數唱片重複聽很多次,所以那時候買的唱片現在已經變成我的一種標準演奏了。...例如貝多芬的三號鋼琴協奏曲我一直聽顧爾德的,所以一提到「三號」,腦子裡就會啪一下浮上顧爾德的演奏,一提到「四號」就會想起巴克豪斯的演奏。(《村上朝日堂反擊》,頁五一至二)

真是說得對極,因為我也是有這樣的情形。我聽古典音樂都主要靠自己摸索、收集資料,當然中學好友「包某人」也扮演指引的角色,但是自己「橫衝直撞」的成份終究多一點--這當然也包括買唱片這回事。可能是我這個人太先入為主,如果買了一唱從未聽過的作曲家作品,而且感覺對調的話,那一個版本就自然成為了自己日後聽這首音樂的「標準版」,哪管其他人說這個那個版本未夠好,或是有更經典的大師盤!當然,這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情形,其實也有一些聽到更好的版本後「移情別戀」的,但是前者的比例應該是十居其九的水平。不妨舉幾個例子吧:

例如布拉姆斯的兩首鋼琴協奏曲。我第一隻買的唱片,就是蘇聯鋼琴家Emil Gilels與柏林愛樂團、Eugen Jochum版本(當年DG還有中價的Galleria版),一聽之下就愛上了。後來買了Clifford Curzon與倫敦交響樂團、George Szell指揮(Decca)、Claudio Arrau與愛樂者樂團、朱里尼指揮(EMI版),還有Maurizio Pollini與維也納愛樂、貝姆指揮(DG)版本,總覺得第一隻「火氣」太大(對我而言,Szell指揮的東西就是火氣大!),第二隻是喜歡,但是不夠Gilels精采,第三隻--嘿嘿--一聽之後就束之高閣了。

又例如華格勒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第一個買的版本,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在拜萊特現場錄下、貝姆指揮、Nilsson及Wingdassen分飾男女主角的版本,自此之後買的其他版本,都免不了拿這個版本來作比較。結果被讚至上天的伯恩斯坦版(Philips)、卡拉揚版(EMI)及小克萊伯版(DG),都好像比貝姆的版本「差了一些東西」似的。伯恩斯坦版太慢(自己耐性不夠),小克萊伯的版本是我罕有地「唔buy」他的唱片,反而是卡拉揚版好一點)

還有比才的卡門。第一個一口氣聽畢的版本(以前聽精華多矣,但聽全版卻是很後期的事),是英國指揮家畢潯(Thomas Beecham)在一九五九年錄的版本(EMI),雖然錄音質素不太好(其實總覺得EMI的錄音比較「矇矓」),但是Victoria de los Angeles的卡門已成為標準版,後來貪平又買了Maria Callas的版本,不過不太喜歡。反而是Callas的希臘同鄉Agnes Baltsa,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與Jose Carreras做對手戲的DVD版,卻是我經常翻看的選擇(寫這篇東西時也邊寫邊看,爽!)。或者應該找找Baltsa與Carreras及卡拉揚的唱片版來買。

對音樂的喜惡,畢竟還是極其私人的事嘛。甲的糖果或者是乙的砒霜,自己喜歡就成了--還是要出於直覺、打從心底說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的那種。我想,魯迅那句「關進小樓成一統」的態度,最好就是來形容聽音樂這種行為了。

雜誌二三事

看到Diana寫到,不少東西都加了價,連一直只是賣一鎊半的Private Eye也加了價,以及買外國雜誌的「難處」,我也有一點關於買雜誌的東西想說說。

撇開本地出版的周刊及電腦雜誌不說,我訂看的外國雜誌主要有四本,包括《經濟學人》《國家地理》WIRED(右圖)及FourFourTwo。前兩本是訂閱的,後兩本則由灣仔一間專賣外國雜誌的雜誌店為我「留書」。我訂閱《經濟學人》及《國家地理》都是用訂閱最長年數的計畫,加價對我的影響不大,況且這些雜誌以訂戶為主要客戶,訂閱價通常都比零售價便宜一大截,反而是WIRED及FourFourTwo的價格,卻在最近數月「陰D陰D」的加上去--年初兩本合計還只是一百三十多元,但是最近卻升至一百五十多元,真肉赤!

雖說這兩本雜誌不是沒有訂閱服務,但是一查之下,卻發現這兩本雜誌的訂閱服務,對我這些海外讀者是十分的User Unfriendly。WIRED的海外訂閱價是七十美元,看上來非常便宜,但是卻是用平郵寄出,換言之一期雜誌由美國發售至運到本港,時間最少要個多月!至於FourFourTwo呢,雖然設有空運給海外訂戶的訂閱服務,但是看它訂購一年十二期要七十九英鎊的價格,折算回港元,竟然比我在香港散買為貴,實在不太合理。除了慨嘆美元不爭氣,連累與之掛勾的港元,我還可以說甚麼呢?

說起來,出版WIRED的公司是Conde Nast,它旗下的刊物,還包括《紐約客》這本我間中買來看的刊物。我也曾希望訂閱它,但是又是發現這本周刊的海外訂購只提供平郵:這可能是公司的政策吧?真是令人沒趣啊--雖然話得說回來,訂了有沒有時間每周啃一本這麼重份量的雜誌,也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打開美國的雜誌,看到美國的讀者可以用低得難以想像的價錢去訂閱雜誌,心裡只有恨得牙癢癢的份兒!

不過訂雜誌的「難題」,不只限於外國雜誌。近數月迷上看國內三聯書店所出的《三聯生活周刊》《愛樂》(左圖),不過要在這裡買它們卻困難不少。例如要買《三聯生活周刊》,就得每周跑到銅鑼灣或中環的尚書房,看看最新那期到了沒有,然而有些時候花了時間及車錢到了那裡,卻發現完新書還沒有到,那種「撲空寶」的失望真的十分令人不快!要買《三聯愛樂》就更麻煩,最奇怪的是,尚書房有《留聲機》雜誌出售,但是偏偏不為《愛樂》入貨,結果最近兩期(零七年第三期的貝多芬交響曲專題,及零七年第四期的馬勒交響曲專題)--信不信由你--竟然是在黃金商場及灣仔298電腦城的雜誌檔買的:要在電腦商場買古典音樂雜誌,你說哪,奇怪不奇怪?

雖然說本港的三聯書店也有報刊訂購服務,但是既不能在線訂閱,也沒有訂購表格下載(找來找去也找不到),令人十分氣餒。國內訂閱則不知可不可以郵寄到本港,至於電子版呢,則不是我那杯茶。看來我還要是繼續每個星期都要奔波一次,去書店買雜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