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見.思.錄

「讀書人大抵有兩多，一是家中書多，二來家中雜物多，但唯獨就是錢不多。」

上周末與半年沒見的中學同學吃午飯聚舊，閒談之間，扯起裝修的話題：我近來常動起裝修的念頭－－十年前搬到現在的住所後，房中傢具、擺設就沒有大幅改動過，心想將牆壁粉刷一下，將傢具移動一下也不錯，但是想及房中雜物之多，但是裝修前後，如何移動或者保留他們，就已經非常頭痛。

如果現在要編一本新的《世說新語》，上面這句應該可以入選吧－－這正是當日兩個人都擊節同意的話。萬般帶不足，唯有書隨身啊。

裝修也好，不裝修也好，房中就是堆滿東西就是了。過去一個星期，每晚下班以後，就是對著塞滿書（和其他東西）的書櫃發呆，思量哪些書可以放棄，哪些要保留，當然，更多的時間就是隨手拿起一本多年沒讀的書，邊想應不應該將它放棄時，隨手一揭，揭到似曾相識的段落，隨即回想起當年那刻，讀著這個段落時的片段，還偶然看到，那些年月在書邊所留下的筆記、塗鴉等等，剎那頓然驚覺：已經好些年沒有讀這本書！

但正如我在自家的微博說，放棄藏書要狠心。好歹也收拾了一堆書和它們說「再見」，拿到附近的百貨公司，將它們捐出作舊書回收義賣之用。說別離已經夠難，更何況是書，但是荷不出此「下策」，又怎能挪出空間，又或是減輕書架的負擔？

記得中學其中一名班主任－－他是個博學的讀書人－－曾說過，他曾用在五金店舖賣的角鐵，自己在家砌了一個書架，但是後來積累太重，結果轟然坍塌。自此之後，書櫃崩壞就成為了我的「藏書噩夢」之一，生怕書櫃不生性，只因它不是甚麼好木材所造嘛。

雖然說，捐出這一堆書時，是狠下心腸，但是當中也有一些，是拿上手、打開讀的時候，心裡第一句說是「怎麼當年會買了這樣的書？」但是這些書得以在書櫃存留一段時間，畢竟是自己個人文化生活的一部份（嘿，多麼的冠冕堂皇！），要送走真的是十分捨不得，生怕以後要用時，找不住、買不回，二來大多數捐出的書，確是一些好書啊。

舊書回收再義賣這方式，得老實說，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方法。正如《反斗奇兵三》的故事一樣，書籍就此覆水難收式的送了出去，下場未必一定美好，巴斯光年、泡泡龍等玩具，去到Sunnyside時，不也不是被Lotso「強迫」到最反斗的幼兒班嘛。作為捐出者的本人，當然希望這些書最終會找到好歸宿，但是也只有盼望的份兒，其餘呢，一切靠運數！或會有人說，「漂書」這個概念很浪漫、有趣，但是如果將書送出的動機，是有目的地，另覓一戶好人家的話，那些漂泊，實在可免則免。

所以說，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那篇〈藏書憂〉，實在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東西。（附帶一句，余氏的文章，還是最初的最好看，人紅了就語多無聊，應用到余氏身上，何其適合不過）

將藏書送贈出去，於我而言，當然是自己當「媒人」，為書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下一任主人，屬於最高境界。自己高興，別人也開心。但是一來我沒有所謂「藏書目錄」這回事，外人不知道自己有些甚麼的書，就算是有目錄也好，要別人在短時間內「全盤接收」，也應該是天方夜譚的事。退而求其次，拿去舊書回收，當應是次佳的做法，但還是要一邊放進回收箱時，一邊哄自己說，在義賣會時，一定會有人拿起這些書時，會有驚為天人的感嘆！

總之，書是捐了出去，書櫃算是騰了一點空間（但還是滿滿的沒錯），不過又念到還有幾天就是書展，一堆新書又準備出來了，總會買一點時，那就只有一句「犯賤」可以說了。唉。

常常聽到這樣的論調：歷史會證明我的清白。這樣說的前提，是現時無法證明當事人對錯的事件，假以時日，就會有一個定調，一個是非／忠奸／黑白的權威說法。說這些話的人，以及相信這些話的受眾，都相信「歷史」這個概念，是萬能並且不能辯駁的。但現實者，是不是這樣的順從人意，大抵又是另一回事吧。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袁偉民，早前出版講述他出任局長五年多的經歷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右圖，下文簡稱《體》）。書籍出版時，本地也有傳媒報道過，當時報道的調子，是一種「看內幕」的角度，因為書中所揭示的雪梨奧運前禁藥風波，還有中國女排為「走線」而「打假球」的事件，都是本地觀眾較有興趣知道的。早前到廣州一遊，想起這本書我還沒有買，結果順說買了回來－－最初還以為是袁偉民自己執筆寫的，不過買了才發現，原來是一名叫「遠山」的人寫的。（岔開一筆，好像迎年中國官員退休後，都有出書的習慣，錢其琛的《外交十記》回然可讀性甚高，就連唐家璇最近也出了書，不過還沒有買。）

說回《體》這本書。書是十分好讀的－－正如上段所說，如果是用一個「看內幕」的心情，看看袁氏主政中國體壇事務的五年多期間，如何面對風波、征戰奧運，這本約三百頁的著作，的確是讀得十分愉快。不過讀畢以後，反而對於當日傳媒所報道，將焦點集中於女排及禁藥事件的做法，反而覺得還不夠過癮，因為書中所描述，有關袁偉民以及當局，與在國際奧委會擔任多年委員的何振梁的「恩怨」。

袁偉民－－透過「遠山」的筆－－在書中，對何振梁提出的指摘，集中於兩宗事件。第一是二零零一年，北京申辦二零零八年奧運時，何振梁不合作，支持南韓的候選人競逐國際奧委會主席（最後由比利時的羅格當選），危害北京申辦的成功機會；第二是指何振梁，阻撓現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競選國際奧委員成員（後來還是選上了）。有趣的是，《體》中除了不能不提的情況外，凡是提到何振梁時，都只用「資深委員」稱之，除教人想起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 外，也可以感受到，袁氏對於這名「資深委員」有多麼的「強烈感情」。

書中對於何振梁的批評，正是為何我想起文首所提到、歷史能否還人公正的問題。女排打假球、禁藥以至審計風波，都只是「事件」而己，但是書中營造出來，何振梁vs北京申奧／中國政府的分歧及嫌隙，不但涉及雙方當事人的名譽，更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體》的封面說：

歷史可能被表達，可能被遮蔽，本書所要做的是，讓歷史盡可能接近事實。

換言之，就是標榜書中所言盡是事實，但是上月其中一期《三聯生活周刊》，李菁訪問何振梁，就《體》一書所引發的風波作出回應的文章「何振梁：『我唯一企求的是給我以公道和安寧』」，不但何振梁提供的說法，完全與袁偉民所版本近乎完全相反，而且文末一句：

所以這個事情剛出來時我很氣憤，現在就平靜下來了，我相信一切自有公論。劉少奇同志說過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借用一下：「好在歷史是事實寫的。」

嘿，這當中的潛台詞，還不是「我說的才是事實」嘛。

假設「事實」只有一個，而袁偉民及何振梁的文本及論述，都是他日作為「申奧風波」及「于再清競選事件」的歷史資料的話，後人讀了以後，又怎能作出一鎚定音的論斷？回憶錄這回事，通常都是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出發，歌功頌德或者談不上，但是給自己一個正面的角度，應該是大多數的情況（話說回來，《體》內對於袁偉民形象的塑造，也真正面得很），見到內地的讀者在網上的書評，不少都說很不齒何振梁的做法，又或讚揚袁偉民敢講真話，我反而會再想抽遠點來看－－只能當《體》一書，是事件講述的其中一個「版本」而己，何振梁在《三聯生活周刊》的「辯駁」，則又是另一種版本，此時此刻，只可以說是「立此存照」而己。

我還是認為，只有發掘更多的史料，才能令事件更加立體。雖道作為讀者，所作的判斷，就是基於他「相信哪一方的說法」，但是在這宗事件中，在資料尚算不太多的情況下，不可能只讀一份史料，就作出判斷罷。或者此時此刻，說法／評論都是一面倒支持一方，但客觀點講一句，日後或許會有更多資料，去推翻現時的說法？清白與否，是別人的Perception，別寄望歷史－－不斷由資料組成的這回事會給人清白，還是寄望後人，多讀多涉獵多獨立思考，或者更實際。

第一次聽楊絳這名字，是在中六的時候。那時搞校報的工作，奉命去採訪教英文的老師，大伙兒談得高興，說到喜歡的書，她建議大家讀楊絳的《將飲茶》，於是到書局買來看－－那本一九九二年的中國社科院版，標價是三元四毛五人民幣，即使書店換成港元時開天殺價，也只是十多元。

那時讀《將飲茶》的感覺，是作者本人雖然在文革時捱鬥，但筆觸可以寫得如此淡然，如此達觀，但正是這種輕盈，卻益發教人感到當時的瘋狂、混亂。結果自此之後，錢鍾書的書讀了《圍城》、《寫在人生邊上》，雖然喜歡，但重讀的興致，卻沒有楊絳作品的高。另一方面，有關錢楊兩人的書（當然也包括楊絳本人的著作），也成為本人的讀書對象：讀過《我們仨》、《幹校六記》、《一代才子錢鍾書》、《我認識的錢鍾書》後，也對兩人的經歷，都算是有一點了解。

早前讀雜誌，發現吳學昭著的《聽楊絳談往事》（北京：三聯書店，二零零八年十月）出版，雖然立即到書店買下，但是公事太忙的關係，要到上周才有時間「開工」，總算是匆匆的讀了一次。

吳學昭在書末的後記中寫道，「本書雖然主要寫楊絳先生，但實際上錢楊是不可分的。」此話說得不錯，說錢鍾書不能不提楊絳，說楊絳也不能不提錢鍾書。所以雖然楊絳在序中，說這本書是她的「傳記」，其實也仍是一本「錢鍾書與楊絳」的傳記，一如湯晏的《一代才子錢鍾書》一樣，雖以錢鍾書為主軸，但也不能不談楊絳。

不過讀《聽楊絳談往事》（其實讀《一代才子錢鍾書》也一樣）時令人納悶的是，若以傳記的角度視之，書中論述主人翁前半生與後半生的篇幅，好像有點「失衡」的感覺。全書約四百頁的篇幅，讀了二百多頁，也只是談到五十六代，當時邊讀邊心想，談到文革及之後的篇章，還有多少「空間」去寫？結果談文革的篇幅少得很，而後來的篇幅，也竟然花了不少在描述楊絳著作的內容，在我而言，要了解楊絳的著作，自己去讀就可以了，不是不能談，不過一口氣揭十數頁也是類似的內容，就真的是有「騙稿費」之嫌了。

讀這本書，很難不想起，或很難不拿《一代才子錢鍾書》來比較。相比之下，《一》是本學術味道較高的著作，而《聽》則類似於口述歷史的書。看罷《聽》後再瀏覽網絡的有關評論，看到有人質疑《聽》當中部分情節有失實，不過對於一名九十多歲的長者來說，能記起這麼多就已經很不簡單了，況且自傳之類的東西，都是出於一己的記憶，當中少許出於主觀，或者少許誤差，在我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畢竟讀歷史嘛，還得多讀幾個版本，才有更全面的體會。

走筆至此，忽有一奇想：讀幾部由別人所寫的錢楊傳記，都有詳往（四九年前）略今（反右、文革）的情況，資料不足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是在《聽》的情況，會不會是楊絳（甚至吳學昭）認為，當中的過程，在楊絳自己的著作中已經寫得夠多，所以不再詳述（或在吳學昭的角度而言，是追問）？

當然，楊絳多次強調「自己是一個零」，認為自己的經歷微不足道，不過在讀《聽》的過程中，卻發現以前讀楊絳所寫、有關她在新中國的經歷的文章，原來表面寫得輕鬆、有趣，卻原來「辛酸誰人知」－－她在國慶到天安門觀禮就是一例。正因為此，我讀有關錢楊二人的書，最感興趣的，就是書本有沒有為兩人，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歷「補完」。不過可能一方面出於楊絳的性格，另一方面可能是她的《幹校六記》、《丙午丁未年紀事》甚至《洗澡》等文章，都己經寫了太多，而沒有在其他著作中多講吧。

雖說對《聽》這本書「詳遠略近」的風格，以至書本後半段的沉悶有點失望，不過作為一個「錢楊迷」來說，《聽楊絳談往事》仍是一本可讀性高的書，至於網絡有人追究吳學昭的「出身」，連帶質疑她這本書的筆觸，以至批評這本書不是傳記，又或是重覆《我們仨》的東西，則又可能是苛求了，因為這只是聽楊絳「談往事」而己，就當是一個新版本的錢楊生平歷史材料就成了－－不過讀完之後，再翻讀這篇提及的其他著作，以至其他有關錢楊二人的書，肯定是十分有趣的。

（又：讀這本書中，有關錢楊二人在上海時，與其他友人交往的經歷，提到不少名人，當晚看東南西北，也見到宋先生提到這些文字，作為讀者，實在很希望看到錢楊二人，與宋淇的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