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開卷有益' Category

當年初接觸董橋的作品，是現在人在英倫的大學同學Ｃ氏介紹的，當年大家都讀得非常入迷，後來Ｃ氏覺得，董橋的文字太柔，沒有興趣再追讀下去，我倒是繼續讀他的文章：現時逢星期日的《蘋果日報》，那版專欄其他欄目可以不看，唯獨是董橋的文章非讀不可。

近年好似董橋多寫了文物，寫藏書、搜書的文字少了，近日放在枕邊的書是他的《今朝風日好》，大半本都是寫書的。董橋寫舊人舊事固然好看，看他寫那一代的人的藏書文章更好看，每次讀到他筆下那些文人雅士，滿室藏書，還有談書論書的景像，次次都看得我口水直流，羨慕的不只是他們有閒情雅致，去博覽群書的餘閒及功力，還有就是他們有這樣的經濟能力，為自己張羅布置一間充滿書香的書房！

時間太少好書太多，固然不能一一細讀，最令人煩惱的，是愛讀書的人大抵都有買書的喜好，但是此地居所寸金尺土，能自己獨霸一房已經不錯了，但也得要安頓衣服、睡床，還有一大堆私人東西，能挪出來放置書籍的空間，真的買少見少。自己房中一個書櫃，早已是堆滿書了，還得不時左移右挪，去盡量騰出空間去安置新的書籍，這真的與地產商「無所不用其極」，用盡任何空間去賺錢的手段，其實也是殊途同歸。（一笑）

你說，看到董橋筆下那些藏書極豐的人，怎能不稱羨？

但是總得要看現實低頭呀。書不斷的買，總也有將空間塞滿的一日。中學上經濟課，學會的第一名詞是機會成本，要有空間放新東西，就得要放棄另一些東西，但是愛買書都會捨不得扔掉舊書，近日讀肥佬朋友慨嘆「無垠書海，何處是岸」，又在面書上看到友人說，在書架上發現好多「雞肋書」，不知留還是不留好，真是深有感受。當然，不少機構不時舉行收書活動，我一年總有兩三次，將不要的書捐出給這些機橋，但是揀選不要的書的過程，真是痛苦不堪－－每次挑了出來，拿出家門前，都在想「這本書以後或者有用／可能再看」，要將書籍「逐出家門」，真是要鼓起極大的勇氣，比向異性示愛更難．．．

這樣無病呻吟式寫了好幾百字，無非就是又有一堆書，明明已經被逐出書櫃，但是此刻還堆在書桌後的雜物堆上，還未正式「離開」。當中包括季羨林的《留德十年》、Mitch Albom的《相約星期二》及戴厚英的《人啊！人》等－－有沒有人有興趣收留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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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舊書說新書。近日睡前讀的是《今朝風日好》，其他時間除了讀雜誌，其他時間都是讀英國記者Nick Davies所寫的《平面地球的新聞》（Flat Earth News, Vintage, 2009）。雖然書中描寫及批評的，是英國新聞行業因為傳媒老闆營商逐利、追求「速度」、還有公關泛濫以至人手短缺等多種因素，以致傳媒充斥「抄聞」而非「新聞」的因素（文中用語是Churnalism，與Journalism相對，查churn可解「粗製濫造」，但是本質還是將press release、其共其他現成報道「搬字過紙」，當成自己所寫那般，其實這與「抄」或「炒」有多少分別？所以就將churnalism權當「抄聞」，以取諧音矣），但是令人震驚以及嘆息的，是若將Nick Davies在書中描述的情形，放在香港（或可能是任何地方）的傳媒行業身上，也可能同樣適用。

現在我只讀了頭三章。但對於Nick Davies指出，現在記者根本沒有時間「查證」消息來源，真是深有同感。我們對於貌似可靠的新聞來源，好像通訊社等，抱著深信不疑的態度，但是作者卻告訴我們，其實很多新聞來源，早在源頭就已經有問題，試問經過「新聞工廠」加工製作出來的東西，又有幾多是可信的？不少傳媒機構美其名曰增植，搞出不少名堂，但是為了量的增加，就將新聞的質犧牲不少，這簡直與書中所描述的景況完全沒有分別。上周與同學吃午飯，我偶然提起這本書，說公關如何「為禍」新聞時，雖說書中提的是英國的情形，但是對方也驚言：香港的情況也就是一樣，因為記者對公關的依賴，也是令人吃驚的嚴重（我這名朋友從事相關行業，有不少一手經驗，事後對方也對這本書有興趣，應該此刻也已買了）。

縱或有對Nick Davies所舉的例子，有時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是我會認為，這本書是值得推薦一讀的。老實說，也有點節譯出來，分享同好的衝動。

上篇說到，星期一在倫敦的書店「打書釘」但沒有買書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圖中這些東西，因為實在太重了。

１：《新鐵金剛之量子殺機》的名字Quantum of Solace，取自同名的短篇小說，不過小說的內容，就是完全與電影無關。在回港的航機上先讀了這篇小說，最後的兩個Twist真是妙不可言。

２：在曼聯奧脫福球場的商店，見到去屆歐聯決賽的Bluray版影碟，就立刻衝動地購下了（哎，敗家老弟的PS3播不到這張影碟，如何是好？）

３：去英國前受朋友所託，代購Yes, Minister的影碟，見到Ｈ＊Ｖ只賣十五英鎊一套（對，是全套！），自己也買了一套給自己。

４：《百年藝術及設計：倫敦交通工具海報》－－一直對倫敦交通工具的海報情有獨鍾，幾年前倫敦交通博物館大裝修前，將紀念品割價清倉，我當時也趁此機會買了好幾張地鐵海報回家，現在有專著說倫敦交通工具的海報設計史，怎能錯過？

５：《巴比倫：神話與現實》－－這是大英博物館為同名特展，所推出的展品目錄及介紹。見展覽十分有趣，最後也購下這本大書，去進補一下有關知識。

６：《這是戰爭！工作中的羅伯特．卡柏》－－之前談過，去了巴比勤中心看羅伯特．卡柏的作品展，這本巨著（真的又大又重）就是介紹這些作品的。

正所謂「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買了這幾件東西後，真是荷包也「清倉」了（超過一百二十鎊呢．．．），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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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上）」的末部，本來開了期票，說要在下篇談一下有關藤井省三，在書中評論兩岸三地的村上譯者的篇章，但是過了這麼久，才肯動筆寫下篇，真是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主要是自己太懶的緣故．．．）。

在讀《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之前，也約略知道有關藤井省三，對國內譯者林少華的譯筆有微言的情況。七月時，讀到《明報》世紀版中一篇《林譯村上：零分》的文章，林少華在文章中，反駁藤井省三在《村》中對他的批評，不過自己後來讀了這本書的第五章（〈百家爭鳴的翻譯森林－－中國、香港、台灣譯本的比較〉，下文簡稱〈百〉）後，倒沒有藤井省三簡化地將林譯評為「零分」的印象－－這可能是林少華自己有點反應過度－－但是作者崇賴明珠（某程度上也包括葉蕙）貶林少華的意圖，確是十分明顯的。

私見認為，要評論一個已翻譯同一名作家多本著作的譯者的文筆，比較的範圍應該可以再廣一些。在村上春樹中譯的例子中，林少華及賴明珠都譯了相當數量的村上著作，如果單以一本《挪威的森林》去比較兩者熟優熟劣，好像有點「點到即止，意猶未盡」的感覺。

我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村上春樹作品涉及的文體有不少，小說固然有之，散文甚至類廣告文宣的東西也有，不同文體要求的譯法也有不同，好像是讀《挪威的森林》而言，我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葉蕙版（博益）的支持者，賴明珠的版本一直有點抗拒，但是賴明珠譯筆下的《朝日堂》系列，以至村上的遊記等，自己反而十分接受（雖則也有「畫蛇添足」的事件發生）。或者是限於篇幅吧，如果藤井用來比較的範圍更大的話，結果可能會更好。

〈百〉的重點，在於翻譯的老問題「信、達、雅」。藤井省三認為，林少華特別重視「雅」而「稍微疏忽了所謂『信』的正確度」（頁二二七，所引頁數均係台北時報文化版）。讀到這個「信達雅」這個概念，我反而重讀了一次《傅雷與他的世界》（下左圖，金聖華編，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四年）這本書，因為想起了傅雷經常提及，「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傅》頁二一六），及「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前引書頁二零八）的目標－－得承認，工作或多或少涉及翻譯的本人，是對這兩句是心悅誠服的，雖則自己「段數」太低，在實踐時永遠落得一榻糊塗。

如果將「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這句話，作為譯者追求的目標，那麼放在村上作品中譯的情況，又應如何是好？假如村上春樹用中文寫作的話，他會用上他的口語文學體，還是用「優雅」、一如林少華譯筆下的文體？當然，如果是賴明珠的擁躉，又或是完全支持藤井省三的觀點的話，選擇當然會是前者，但在這個假設性甚高的問題中，加上我們又不是村上本人，大概我們的答案，都不會是最權威的唯一標準吧。

既然如此，「村上的中文寫作」會是怎樣的樣子，到了譯者手上，很可能涉及一個推敲的過程，去推度村上懂中文的話，他會如何寫這些句子、篇章。不過，這畢竟涉及非常重的個人主觀成份，例如我們心目中的「文學中的中文」是怎樣子，等等，都會影響結果。林少華及賴明珠如何看待村上中譯，都可能受他們的教育，及多年積聚下來的文學觀、翻譯觀所影響，因而得出不同的結論，也就造就不同的文體。至於哪個更優勝，亦恐怕是各有各看法，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吧。

其實，從林少華及賴明珠的譯文差異，也可以看出「對原著忠實vs譯者譯文風格」的問題。明顯地，林少華的「濃妝」是明顯將他的風格加進村上的原著中，而賴明珠的譯筆，是不折不扣的忠於原著。我自己讀這些譯本的經驗，是總覺得賴明珠的譯本「不太像中文」，反而林少華的版本「好像順暢得多」，這也是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大約是八、九年前左右－－專注的看林少華版，而遠賴明珠版的原因。換個方式說，我對林少華的「風格」沒有太大的反感（反而是職業病使然，自己對譯錯東西的「硬傷」就極為反感），只是「過與不及是隨時隨地都可能有的毛病」（傅雷致林以亮書，見《傅》頁三零二），但老實說，我沒有那種對濃妝是否太過的敏感，這也許是我一致覺得林少華的譯文「也可以讀」的緣故。

藤井省三的〈百〉中，提到人名翻譯的問題，以「直子」、「綠」及「木月」作例之餘，又稱讚賴明珠作出「無微不至的顧慮」（頁二二二）。藤井認為，在《挪威的森林》中，主角的名字「具有深刻的象徵」，所以有用片假名的做法，但批評林少華將名字全譯為漢字，是封閉「更深入解釋的可能性」（頁二二五）－－奇怪，其實葉蕙也是全譯為中文的，但是為何藤井只針對林少華？誠然，小說作為文學創作，處處也可見到作者的心血，對於讀者而言，處處也有解讀的空間，不過如果說《挪》中的人物的名字用上片假名，藉以讀音去引導讀者，去作出其他聯想的話，換成中文的話，應該如何處理？

譯者的責任，是引導不懂原作語言的讀者，去領會原作，這個說法應該沒有太多人反對，不過涉及到「對等」的問題時，在中文譯本中，將片假名變成羅馬拼音，雖然在形式上是跟隨了原著，但是對於不懂日文的人（包括在下）而言，還是領略不了當中暗含的喻意，未能達到「全面對等」的目標－－看到通篇都是Kizuki，真是一頭霧水的（雖然村上也對賴明珠說，翻成英文好了）。在中文而言，這可能要用上「諧音」甚或「食字」的做法，才有可能解決這問題吧，不過自己會認為，用上譯注，或是統一用上中文，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藤井的批評，好像是吹毛求疵了些。

至於藤井在〈百〉中，指林少華有「中文國族主義思想」，以至林少華在〈林譯村上：零分〉之間「罵戰」，在我看來，實在有點無聊。我奇怪的是，藤井省三對於林少華的批評，已不止於文舉的分析，而是包括分析他的出身、經歷後，得出「不得已才搞翻譯」等等的結論，但這實在有點欠缺說服力。不過同樣地，我自己也覺得，林少華本人也太boast了些，好像上周出版的U Magazine中，林少華在〈尋找村上春樹：賴明珠X林少華〉中，他那些「讓我淪落成翻譯家」之類的說法，也令我對他「另眼相看」。看來林少華還是說少點較好。

說到底，不同的譯法沒有對與錯。反正村上自己本人也說過，他在乎的是翻譯的速度，即使譯文有點「差異」（a little off）也沒有所謂，又認為他不太擔心「語言表達的細節程度」（details at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總之他對於作品獲翻運感到開心（Jay Rubin，頁三一一），爭著將林少華的譯文，說得近乎一文不值的程度（對呀，我的感覺是藤井在〈百〉中是去「插」林少華的），好像是有點怪了。

傑魯賓也在《聽見100%的村上春樹》（上右圖）說過，「譯者的主觀處理，無可避免地扮演重大角色」，他自己也提到，自己譯的村上著作，與伯恩邦及Phil Gabriel的譯本也有不同的風格，亦承認伯恩邦的 “exaggerated hipness of expression” 有助《尋羊冒險記》吸引西方讀者的注意（Jay Rubin，頁三二零）。如果村上本人在乎的是作品的傳播（當然，準確是重要的前提），而林少華的中譯版－－在我而言－－也不致於錯得離譜的情況下，我難免對藤井省三的說法有一點保留。

早前友人介紹一本叫《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的書，說當中有關村上春樹著作的中文翻譯，我會有興趣。這本書到現在還沒有買，還是未有緣讀到，不過經對方一提，想起在書展所買的《給我搖擺，其餘免談》還沒有看－－八月經過奧運的密集式看電視後，其餘日子都是在看美國電視劇，連帶讀書的時間也少了，還是自己的過失－－於是近日每晚在睡覺前，攤在床上看這本以音樂為題材的書。

昨晚讀的一章，是《塞爾金及魯賓斯坦：南轅北轍的鋼琴家》。魯道夫．塞爾金（Rudolf Serkin）及阿圖爾．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都是名氣響噹噹的鋼琴家，見村上寫二人對於演譯以至成長及生活方式的對比，讀時的感覺是趣味盎然的。手上有一隻的影碟，是魯賓斯坦八十多歲時，與安迪．柏雲指揮倫敦交響樂團，演出葛利格、蕭邦及聖桑鋼琴協奏曲的錄影，即使對音樂一竅不通如我者，見到如此大年紀的人彈來看來絲毫不費功夫，心裡只有讚嘆的份兒。

相反，以前看過塞爾金演出的錄像，見他彈奏舒伯特的樂曲，神情煞是辛苦，也可能真的如村上在文中所言，塞爾金每次上台都不是開心的。不過要我從籠統的印象出發的話，要在塞爾金與魯賓斯坦兩者擇一，直覺上還是喜歡後者多一點。

自己喜歡讀傳記，音樂家的傳記更是首選。不過自己的印象是，音樂家的自傳（口述也好，筆錄也好），總比別人寫的傳記精采得多，經常提及的蘇堤爵士自傳固然如此，大學時讀過的大提琴家Pablo Casals的自傳亦如是，即使職業音樂家，年初讀音樂監製克爾蕭的The Ring Resounding，也有這樣的痛快感覺。至於魯賓斯坦的自傳（分兩本，上集叫My Young Years，下集叫My Many Years），也是極為有趣，值得一讀的傳記。

手頭上的《我的青年時代》（右，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全書譯出來六百多頁，但只是講述了他頭三十年的生活，簡直就是一本少年闖蕩歐洲的記錄。正如村上所言，當中的精采程度，會還人「納悶真的還是假的」，也一如魯賓斯坦在前言所說，他從來沒有留下日記，但是「漫長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因為他「超常的記憶力」而記著，對於令早幾前做了甚麼也極可能記不起的我們，寫此書時已年屆八十六的魯賓斯坦下，說的這番話或者會令人懷疑。但是．．．理得它！人生閱歷好看，令人大叫痛快就是了。

魯賓斯坦在書中所展現的，可以說是一個「無國界」的社會，只是憑著自己的本事，即使偶有潦倒的時刻，但永遠都有貴人扶持（他在一戰初期流落巴黎的生活就是明證），也以憑自己的本領，就可以出入文藝界廣結朋友－－總之，就是那時的人都相當單純及美好，這種待人接物的古風，現在可能是絕無僅有了，但這是教人懷念的。

可惜的是，譯這本書的三人，似乎沒有譯《我的漫長歲月》的打算，未能還這本已絕版多時的書重見天日（我指的是中文版）。猶記得他在下集中，說他移民美國的生活，名成利就之後周遊列國，還有他出任蕭邦鋼琴大賽的評決的事（印像中中他對傅聰的評價不太高，他自己本人印象也不深），看來要找天回中文，借來台灣在好幾十年前所出的舊中文版了。（記得那時是邊上數百人的通識課時，自己躲在一角看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