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經濟學人》有一篇發自伊朗的報道,說的是當地最近上映一部電影,講述兩年前伊朗總統選舉後反對派上街抗爭的事兒。當然這樣的主題,是與當局的主旋律不合的,所以電影就是將英國的情報機關,描述成整件事的幕後黑手--英國與伊朗多年來恩怨甚多,這樣的主題才會對調。不過報道最末段說,上映這樣的政治電影,只會令人談論兩年前那場被當局操控的選舉,言下之意,就是政府拿石頭砸自己的腳.點燃民眾對當局的不滿而已。
這篇報道令我想起近日在讀的一本書。這本書叫《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3月),是在上海期間,於我重遊很喜歡的季風書園時買的。由於一直有讀《三聯生活周刊》的習慣,在本年第二期的雜誌,已經讀到當中一段書摘(秦曉:《四中往事》,2012.1.9期,114-122頁),結果當時雖在書園看中了不少書,但是最後只選了這一本來買。
《暴風雨的記憶》是多名在文革初期,於北京四中就讀的學生,對於當時各種事件的回憶文章編成的。其中一名編者曹一凡的簡介是這樣的:「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工作與生活變動,此后在中關村經營電子科技公司」;另一名編者黃其煦的簡介也很相同:「一九八九年后,至美國哈佛大學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訪學。現任職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眾所周知,「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就是中共對於八九年六四事件最輕描淡寫的說法。參與《暴》一書中的多名北京四中學生,部分因為六四事件,而令生活/工作出現變化,但是人物簡仲不能不提到時,也逼得要用這個形容詞。
這個情況,我覺得得伊朗那部電影很像:《暴》有不少人買來讀(我手上的版本已經第二印了),對六四有認識的讀者,當然知道「春夏之交」所謂何事,不知道的話,也想會被這個在顯要位置出現的字詞勾起興趣罷。雖然內地網絡審查從未放鬆(早前一度鬆綁,可查到六四,但最近又收緊了),但都是那句老話:愈禁愈引人好奇,只消在人的意識中種下了這股求知的意識,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六四畢竟是中共的包袱,總得要面對--正如《暴》的另一名編者、詩人北島在序中所說:「暴風雨過去了,如果連什麼記憶都沒留下,我們不僅愧對自己,也愧對我們的後代--所以有了這本書。」如果六四也是一場暴風雨的話,記憶不應只限只存於少數人的記憶裡,又或是話在口邊但不得說出來的喉嚨裡。
說回《暴》這本書。刻下我還沒有看完(看了四分三左右),不過我真的認為,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給各位一讀的書。書中各人對於文革時他們參與的事件,都有不同的說法,看著看著,就不時要回揭前面所讀的,看看同一件事件,不同的人會有如何的理解、記憶,對我而言,這樣的讀歷史才過癮,因為要將不同的角度及敘述對碰在一起,我們才有機會將事件看得更清楚。好像打頭陣牟志京所寫的〈似水流年〉,與劉輝宣的〈昨夜星辰昨夜風〉對比來讀「出身論」的前後,又或是秦曉的〈四中往事〉內的「西糾」,與王祖鍔(〈為爭取平等而鬥爭〉)及北島(〈走進暴風雨〉)的敘述與評價一起讀,都起著一種相互衝擊的作用,直教人想製作一張Timeline,將不同作者的敘述抄上去,那樣應該是很有趣的。
不過現時我認為,這本書的最大遺憾,是北京四中在那些年,有不少高幹子弟入讀,而《暴》中不少作者,都有提到當年也是四中學生之一的薄熙來,如果他也湊上一篇,以近期的連串事件而言,這本書肯定會大賣--又或是全部回收,然後禁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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