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閱讀甚麼樣的新聞?

早前和朋友吃飯,談起這一兩年,網上媒體如雨後春荀。我承認我的感情是複雜的:我一方面為當中一些有心人,立志為新聞事業貢獻一分力而感到高興;但我有時不禁擔憂,會不會有些網上媒體是立場先行,所有報道出來的新聞,都是為他們已預設的立場服務、度身訂造,在這樣的情況下,不但受眾只能接收經刪節的資訊,更壞的情況是被假消息誤導。

近日發生的一宗小事,促使我又想起這個問題。「現在台」在星期一晚上八時的新聞報道,提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會在九月訪華,由於其時正是中國要舉辦抗戰勝利閱兵,不少歐美國家領袖不出席,也是相關焦點。由於電視台的新聞報道是會放到網站的,歐美國家領袖不出席觀看閱兵的新聞,也順理成章的在網站刊出

乍看上來,很平常嘛。但是過了一夜,網媒「謎米香港」就將現在台的報道轉載,更令人注目的,是網站所加的按語:

Meme.Now.20150825

「Now用『支那』網民大讚」這宗新聞,除了在網站刊登,也被貼到Facebook的謎米香港帳號。但各位現時按連結的話,都是看不到的,因為這兩個貼文都已經刪除了,不過Facebook貼文的網頁存檔,還是可以在Google找得到的網頁存檔也是一樣

謎米說,「支那」兩字是網民發現的,但是網站明明是「不出席北京閱兵儀式」,為甚麼會出現張冠李戴的情形?現在台倒是在星期二寫了一宗新聞故事,勸戒大家不要只做「標題黨」--因為我們在Facebook貼網頁連結,無論標題甚至Facebook在網頁提取出來的大要,都是可以人手修改的。換言之,可能是有好事之徒,在網站傳閱前述星期一的報道時,作出了「北京」變成「支那」的更改,再在社交網絡一傳十十傳百,如此Sensational的故事,當然正合謎米負責新聞部分的人口味,鬧出這個大頭佛。

不過這也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究竟為謎米撰寫這篇「新聞」(其實是不是新聞也可議,因為難聽點說,整篇文章不少都是將現在台的報道搬字過紙,只是「支那」一段是「原創」而已!)的人,有沒有動過一絲念頭,去看看原文是不是真的這樣寫?從文章看來,的確是有的,但是卻不是懷著好意,因為他們認為,現在台在「發現事件」後「迅速作出更正」,但是既然從來沒有寫過「支那」,又何來「更正」呢?或者大膽推測一下,當事人在見到現在台報道的原文確是寫了北京,就想當然耳認定是「現在台發現並改正」了。

若然如此,除了那種不嚴謹令我驚訝,還有那種被特定意識形態先行,而要將實情扭曲去「撐」、去符合報道目的的寫法,更令我感到驚恐。同時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這樣子的連結,無論是網站版還是Facebook版,都有不少人按讚、留言表示認同,有時不禁想,網上媒體的受眾,在尋找資訊的過程中,目的是「想找更多消息」,還是「想找我希望看到、符合我立場、甚至『啱聽』的消息」?若是後者的話,是不是就算看到一些明顯有問題的報道,都是照信不疑?雖說是受眾為先,觀眾為大,但是這樣子的新聞寫作,我還是不能接受,但是在可能範式轉移的時代,媒體又應如何應對?

當然謎米的受眾可能反駁我說,為甚麼你認定現在台沒有說謊?說不定他們真的更正了?說不定在他們網站的影片,是在後來補錄?他們可以有這樣的「質疑」,但我只可以說,「支那」一字,本地傳媒不常用,通常在報道日本右翼分子的新聞時才會以引述方式用上,錯用的機會率是很低的--就算對中共相當不客氣的生果日報,也不會用上這樣的字詞。相反見到網民的「開心大發現」(我亦會反問,是真的有人這樣寫?還是有人自製消息?),這間網媒就交出一條假消息,容我不客氣一點說,是陷人於不義。

網媒對我而言,先天不足是他們起步尚早,積聚不夠公信力,令我看他們的報道,總要帶著懷疑的心情。這次事件,印證了我的擔憂。但願這只是偶發事件。

Can I condemn him?

這幾天都在想起音樂劇《孤星淚》中,男主角Valjean意識到自己棄假釋潛逃多年可能敗露時,所唱的Who am I?這首歌。當中他唱到:

Who am I? Can I condemnn this man to slavery? Pretend I do not see his agony?”

我很喜歡Condemn這個字。當然這個字在這裡,意思不是「譴責」,而是定罪、判刑,有一點將對方打落十八層地獄的意味。這個字也令我想起學生時的宗教課程,讀聖經舊約經常遇到人類因做了壞事,被上帝降罪懲罰的故事--總之就是作出定罪、懲罰的一方「放大絕」,令對方永無翻身之日。

**

我在這裡經常提及的一個名詞是「失焦」。無論本地或非本地大事,討論甚至爭拗方向,總是不知就裡地偏離了,或是朝著一個對解決事件無甚幫助的方向走,不禁令人嘆息。台灣新北市八仙樂園的粉塵爆炸,造成兩死、幾百人受傷,但是在引發討請Color Run之類的活動是否安全、粉塵充斥的場所有甚麼危險、還要如何救治大批傷患、以及台灣醫護人員所承受的壓力之時,此地爭拗得最火熱的,竟是一個曾經經歷一九九六年八仙嶺山火的學生,是否當年引發山火的吸煙人。

看著網上的爭論,實在令我感到氣餒。一來是失焦作祟,令我們忘記了台灣的眾多傷者們,二來最令我感嘆的,是不少人想將張姓主角「定罪」,卻完完全全忘記了法治的精神為何。

我們講法治,不是如「陸捌玖」經常掛在口邊、以為這就是法治的「依法施政」、「依法治港」。在法庭上,我們講求的是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無罪推定原則(Presumed innocent)、無合理疑點(Beyond reasonable doubt)、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等等。觀乎一系列針對張姓主角的批評,又或者「可以證明」他引發了山火的證據,如果大家可以退一步、想一想,可能大家都會發現,要它們檢驗真理不會過關。

就拿一張被人廣泛流傳,援助自當年《星島日報》報道死因庭審訊的剪報好了。作供的人說穿藍白色衫的人在起火點附近、張同學有帶備生火工具,但是這是不是「等於」火就是他放的呢?雖然死因庭的報告也援引專家說,山火「必屬人為」,但是山火是誰引發、是否有人玩火或遺下煙蒂而發生,就「無法確定」,但看來不少人都選擇性地相信,有人在火場附近+有生火工具+有吸煙,就等於是引發山火者--只是這個說法,能否站得住腳?有沒有合理疑點?

對,現時很強大的一個聲音,就是要Condemn張姓主角。但是要證明他要為一宗造成人命傷亡、可謂情節嚴重的事件負責,舉出的證據,必須令審理的法官(如果是在庭上)或大眾毫不猶疑地相信並接納--換句話說,舉證的門檻非常高。只是現在提出來的道說法,還有亦是廣泛流傳的「懶人包」,也不見得令人百分之一百地肯定,張姓主角就是肇禍者--甚至容許我不客氣一點說,這份懶人包所引述的說法及證據,都是Flimsy得很,更多的卻是想當然耳的聯想,以及無從證明的人格指控(這根本是one’s word against other’s word)--即使他可能平時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又或是其政治立場、所親近的人及團體令人反感,但這斷不是填補證據不足所留下的空洞,以達致入罪的材料。換了是法庭,這些都不是為法官所信納的東西。

更令人感嘆的,是現時的情況,是將古時中國法律制度中,假設被告有罪、要他去舉證證明自己清白的一套重新再展現一次。或者張姓主角在今次風波發生初期的作為,包括刪掉其他人在其fb頁面在言論,還有「水煎包」事件,以及「做騷」等等,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其他做騷的指控,已經有在當地採訪的香港記者發表意見指出並非屬實),但是人格批評還人格批評,這都是與追查是否就是他引發山火,是兩碼子事,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不少人認定他是放火人,他要承受去舉證說明他沒有這樣做的壓力,豈不奇怪?

同樣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我在fb看到有人拿出《蘋果日報》的報道,說死因庭無法確定是誰引發山火,但是有認定張姓主角是放火者的人回了一句:「連《蘋果》都信,祝你好運」。但是這篇報道及前述《星島》的報道,都是引述法庭文件/庭審,都不是可以鬧著玩而寫的,為甚麼有人可以信《星島》而不信《蘋果》?我真的有點懷疑,提出這個問題的人,連《蘋果》的報道也沒有看過,還是單看到《蘋果日報》四個字,就已經自動略過不去看、不相信?

若你問我,基於現時放在面前的東西,Can I condemn him? 我會說,我此刻不能。

當我們口口聲聲要保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捍護法治之時,卻做著與之相違背的事,爭相將《溏心風暴》中李司棋的大契「上身」--「我話係就係,唔駛證據!呢度唔係法庭,唔需要證據,我對眼就係證據!」,實無法不令人不嘆息。希望各位在以為自己仗義執言時,想想是不是為法治幫倒忙。

大粒之名從何來?

Alan.Mak

放在正文之前的後記:讀者留言告之,星期六貼文時的圖片,誤將張敬龍的圖片當成Alan Mak,已更正,並為此烏龍致歉。Mea culpa!

英國大選完畢,看似塵埃落定,但是留下兩個有趣的問題--其一是為何大批傳媒,會給予選上議員的華裔保守黨候選人Alan Mak(上圖,前排中)「麥大粒」這個名字,連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也要澄清「我沒有中文名字」。當我看到有關報道時,心裡浮現的第一個疑問,是為甚麼名字會那麼醜,第二個疑問是,如果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那麼誤會的源頭是甚麼呢?

正因為此,在網絡做了一點調查,見到台灣的風傳媒,引述前引的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說,「麥大粒」這個名字是多間香港傳媒使用的,再順瓜摸藤一下,見到台灣批踢踢的鄉民訕笑香港的傳媒,也就不奇怪了。不過小弟好歹也對傳媒這行有點認識,認為此地傳媒不會貿然將一個只有華文譯音姓氏,加一個外語名字組成的姓名譯成麥大粒的,慣常的做法是叫他到「麥艾倫」之類,還要加上「音譯」的附注,以告訴讀者觀眾他們不能確定他的華文名字。

當然這可能有例外,前提是本地傳媒撰寫有關報道的人士,曾經親口問過Alan Mak本人有沒有中文名字,又或者看到其他傳媒,以一個很確定的語氣指明Alan Mak就是麥大粒。Alan Mak進入本地傳媒視野,是近數天的事,好像是「畸寶台」及「現在台」,以及方向報系兩份圾章,都是在五月六日才對華人參選今次英國大選的情況作出報道,並不約而同地都提到麥大粒,綜觀畸寶台的報道現在台的報道,都直接將Alan Mak叫成麥大粒了--看來這個譯名的由來,像是第二個原因多點。

於是求助於新聞數據庫,看看有沒有頭緒,給我發現台灣的《聯合報》在五月六日,也有英國華人參加今次大選的報道--而在五月六日之前,無論是中國、台灣及香港的傳媒(以資料庫所涵蓋的範圍計),都未有提及過「麥大粒」的名字。找回當日《聯合報》的報道,也是斬釘截鐵的說Alan Mak是麥大粒,但嚴格點說,這不是《聯合報》的原創報道,而是轉載同一報系、在美國發行的《世界日報》的文章,再看看《世界日報》的報道,這次可找對了,因為這是蕭姓記者親自採訪、拍攝的報道,還要是在五月四日發稿、五月五日於世界日報見刊的。

「調查」到此,Alan Mak變成麥大粒的過程,很可能是這樣的:

五月四日-五日:《世界日報》記者訪問完Alan Mak後發稿,將這名字叫成「麥大粒」;
五月六日:屬同一報系的《聯合報》轉載文章;
五月六日:香港的電子傳媒發現有關報道,報道華人參選情況時,也稱呼Alan Mak為麥大粒;
五月五日-六日:方向報系可能因與聯合報系有合作關係,早在五月五日已收到《世界日報》稿件,而在五月六日有相關報道;
五月七日-八日:Alan Mak當選議員後,兩岸三地傳媒當然關心華人參選情況(難聽點說,是愛攀關係),而Alan Mak也發現有個奇怪的中文名時,就要特地澄清沒有中文名字了。

不知道《世界日報》的記者訪問Alan Mak時,是否有向他本人求證有沒有中文名字,但是隨後的事情發展,就顯示了傳媒其中一個做法,就是見到同行「很像」查證、確定了一個英籍華人的中文名字後,就照用如儀,其他跟風的媒體也照用不誤,但當源頭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的話,就會出現其他人一致錯下去的情況--這就是所謂Blind trust。不過這個情況,以往不是沒有發生過:去年意大利名指揮阿巴多去世後,也曾發生過通訊社誤發另一意籍鋼琴大師波里尼的照片,結果全球不少傳媒也一起烏龍的趣事,吾友朱振威也曾撰文記之

當然,這個調查結果還是很粗疏的,其他人可能有更透徹的觀察。

五月十日更新

友人告知,原來星島日報歐洲版,在三月報道地方政府大臣白高志,出席英國保守黨華人之友的春茗時,就有提過「麥大粒」之名。

至於這是不是源頭,以及《世界日報》記者據此引述麥大粒之名,真的是莫宰羊了,就讓我們將這個尋找源頭的遊戲,繼續玩下去吧!

今次大選另一個焦點,是所有選前民調機構集體搞錯,令人人原本以為保守黨及工黨叮噹馬頭,但最後卻謬之千里。不過其中一個有份進行民調的機構,卻在選後承認,他們在選前一日所做的最後民調,其實與選果結果相差無幾,但是卻沒有公布,如此做法是不想自摑咀巴,還是不想落同行的面子而沒有出版?不過機構承認,正因為最後民調與之前相差太大,他們最後退縮,也可以說是民調研究的一次經典案例了...

刁?刁!

這是一篇遲來的文章。

早幾天上班時(對,我的工作是沒有公眾假期概念的),留意到收費新聞台以下這一則新聞

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近日鼓吹「袋住先」的黃成智,在港台的節目中說到,「如果否決了政改,梁振英很可能會再當選」。這個有著因果關係的敘述,大抵離不開在三月初兩會期間,同樣來自收費新聞台、來自「北京權威人士」的一番言論的新聞:

不論這段「放風」是否可信--在報道播放以後,不少公眾人物都紛紛表示意見,好像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曾經形容,有關言論是「摑中央兩巴」,甚至「驚動中聯辦」(《明報》三月十日A3版)云云--但是這位權威人士的言論,確是值得拆開看看:

一.政改不通過,在原有選委會制度下,梁振英連任機會極大;
二.〔一〕成為事實後,梁振英會在第二個任期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三.權威人士雖沒有說明,但他/她放風想取得的效果是,若要避免〔一〕及〔二〕發生,泛民需要支持政改。

正如曾鈺成其後所言,有關言論是將梁連任及廿三條包裝成「禍港」,即使不少民眾是這樣子看,但這絕不可能出自自詡接近北京權力核心、代表中央放話的人的口。就算它確有事實根據也好,但是大家好像也忘了當日收費新聞台的另一句:

...中央為了顯示社會的穩定,一直希望回歸後,出現一個特首可以完成十年的任期。

邊放風說有「刁」做,但是另一邊廂說中央希望出現一個可以做足十年的行政長官,那這不是自相矛盾麼?但是之後延伸的討論,都好像沒有覆蓋到「首個十年特首」這一點,直至前幾天的黃成智上電台的言論,仍是如此。不幸的是,「首個十年特首」對中央來說,是比通過政改更重要的任務,因為論資排輩,連續三個特首「死於非命」做不足十年,一定比政改不能通過更加嚴重,是面子悠關的大事!所以那次北京權威消息人士是如何亂掰也好,十年特首的目標,卻倒是真的。

既然如此,「刁」並沒有存在的必要,就算是通過改政,梁振英只要出來選,都可以篤定會當選,因為掌控提名大權的人,並沒有自由意志可言,只有「跟車甚貼」的本事,在十年特首的硬任務下,拋出來給選民的人,又怎麼會比梁振英好?難說要推近來表現甚高調的鄭耀棠之流麼?

所以說,黃成智仍是要嚷「袋住先可去陸捌玖」的言論的話,恐怕是太天真太傻了。

但從側面來看,這個交易如果成立的話,也確是很誘人的。這亦印證了即使概念如何不堪、如何站不住腳也好,只要有幾個人以其權威為此背書,也可以好好包裝,再經過傳媒放大、傳播、討論後,很容易植入人心,成為最dominating的論述。

這令我想起近日有關訪港旅客人數減少,眾人討論原因何在的報道。先是董耀中在電台放話說,反水貨客的示威,是令遊客裹足不前的主因,之後就到梁振英接力,說反水貨客示威是訪港人數減少重要因素...說到此,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這不是「圍威喂」式的舉證麼?

不諱言反水貨客示威會嚇怕一些內地遊客,但是一味只顧將遊客減少的責任,推到反水貨客示威者身上,只是選擇性地遺忘更多的因素:港元隨美元強勢、外圍經濟、甚至我們不願意面對的事實:香港根本沒甚麼吸引人的地方。這些的研究、討論,董、梁之流不會做,因為他們求的是一隻代罪羔羊--一隻在經濟進入不景氣時,可以將民眾不滿,轉到反水貨客示威者,以及延伸至佔中人士身上的羔羊。尤其是近日市面開始少了遊客、更多地舖丟空待租,甚至有酒店將會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時,預先製造矛盾,何其好用!

但正如不少人指出,澳門在中央眼中堪稱階模,但是同樣也有遊客下跌的問題,就算香港很想模仿的新加坡,今年首兩個月的遊客也少了百分之五,難這香港的反水貨客示威,威力有這樣強嗎?恐怕背後的原因,還不就是中國的經濟開始出問題,加上大力反貪反腐,令人不敢再大模大樣大把鈔票的消費吧--這封難得坦白的信件,正好說明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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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傳媒吸收別人的主張,在決定盡信前,不妨自問一句:這是真的嗎?論據站得住腳嗎?

恭賀新禧

CNY.2015c

恭祝各位羊年
事事如意
身體健康

歷史何其相似

來自《機動戰士高達》的這句名言,大抵不少人聽過。正因為歷史不斷循環,然而人類雖然一直嚷著要以史為訓,但是總也學不到,所以才不斷重覆犯錯。

想起這句話是今天的一場疑似「羅生門」。生果報的頭版說,「陸捌玖」連同行會成員,向港大校務委員施壓,試圖阻止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長。特首辦簡單兩句回應如下:

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沒有干預香港大學副校長的遴選工作。對於有關報道的失實指控,深表遺憾。

特首辦的回應是在早上發出的,不過下午開始,就到收費新聞台接過生果報的力發功,引述消息人士說,「陸捌玖」確有打過電話,提過佔中,又問陳文敏是否適宜出任港大副校長。這個報道,等同向特首辦的聲明「打面」。

既然特首辦如此信心滿滿,信口誓誓地說,陸捌玖沒有干預港大副校長遴選工作。那麼潛台詞就是,生果報的報道是虛橋捏造,以造謠手段中傷陸捌玖,說白一點,就是誹謗。若是如此,特首辦以至陸捌玖本人,大可向生果報發動訴訟,控告對方誹謗--這招新加坡最常用,實可以展示陸捌玖政府的強政勵治,亦肯定比之前出律師信那招,更起震攝作用!

不過我這個老人家,沒有太多東西擅長,偏偏就是記舊東西最在行。大家還記得寫出《不可兒戲》的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嗎?他在1895年被好友Load Alfred的父親指犯雞姦罪,結果決定將對方以誹謗罪告上法庭,但是官司打不贏之餘,更隨即被控雞姦及嚴重猥褻,罪成被判苦役兩年,不但聲名由《不可兒戲》的高峰跌至谷底,更令他一貧如洗,最後客死法國。

世事何其相似。幾年前還是「佘當奴」做特首時,還不是有一場類似的風波,當時我也倡議,佘當奴不妨將司徒華告上法庭,不過事件最後不了了之;陸捌玖之前也曾揚言要告練主編,最後也不了了之。但是同一個人若不汲取教訓,堅持故技重施,也許這次不能再不了了之了--尤其是一個專上學府,要堅持它的第一原則之時!

論虛榮,旁及寫作

在奇洛李維斯與阿爾柏仙奴的電影《追魂交易》(Devil’s Advocate)最後一幕中,阿爾柏仙奴所飾演的魔鬼,由記者露出真面目,道出「虛榮,我至愛的罪」(Vanity, defintely my favourite sin)--這句對白,是我近年很喜歡用作月旦時事的引言,因為太多人在網上網下被吹捧過度,薄有名氣--或者自以為很有名氣--之後失言失行,輕則被人訕笑,重則身敗名裂。所謂the rise and fall,很多時都是名氣滋生的虛榮累事。

想到這一段,是因為昨日看了林非的這一篇文章。當中他寫道:

當然,喺呢個全球化、資本主義、包裝大於一切嘅社會,適當地亂吹亂定位,係有助幫你搵機會同提升自己視野以至能力嘅。但係一旦吹得過份咗,或者催眠到自己都信埋,就好易變得自大。

我不願猜度他是否指某一個/些人,不過近來網絡媒體甚盛,講求breaking views而非breaking news,很多人都忽然變身評論家(心理OS:嘿,你自己也不就是一個人辦麼?),打開facebook及twitter,都是舖天蓋地的評論,由本地新聞到國際大事都無所不及。不過很多時候,尤其是看到一些很像有點知名度的年青才俊所寫的東西,有時真的令人哭笑不得,不是賴以作評論的論據搞錯,就是目光被前固為己有的立場所蒙敝,結果見樹不見林,令所提出的論點或意見,完全偏離事實--評論家當不成,反倒成為「貧論家」。

自己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涉及評論,或者解釋事實、介紹背景甚至「拆局」。每次埋首工作時,都盡量提自己,要想著魯迅描述他自己做翻譯的經驗談:

「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舖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裡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家伙。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

翻譯與評論,對我而言都是一樣。寫時戰戰競競,寫後更加「騰雞」,完事以後還得病態的看一遍又一遍,生怕有甚麼東西搞錯了(事實也往往告訴我,愈看就愈多錯...),另一方面,現時資訊太唾手可得,但也意味著不少人不加思索,只因轉載、拷貝太容易;以前讀歷史有學,資料有一手與二手之分,但是現在二手資料在不同克隆下,變成太多「N手資訊」...要保持定力,不被數量多就等於正確的迷思所惑,查清楚資料是否可信,他人意見是否站得住腳,到最後自己落筆/鍵盤寫時,都不斷「chok」自己:這樣寫沒有問題,站得住腳嗎?...等等,真的不易。

這個網誌今年邁入第十一個年頭。有時重讀舊作,也不禁感到面紅耳赤,心想為何會寫出如此不堪的東西。我亦發現,這些東西大多有一個特徵,就是為求快速見刊,而在一個hot head的情況下寫的。想起余秋雨曾說過以下的一段話: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電影,一個善於吸收的觀眾,總喜歡獨個兒靜靜地走一會,慢慢體會著一個個鏡頭、一句句台詞,咀嚼著藝術家埋藏其間的良苦用心,而不會像某些青年那樣,還沒有出電影院的門就熱烈談論開來了。在很多情況下,青年人競爭式的談論很可能是一種耗散,面對愈來精雅深致的作品愈可能是這樣。」(余秋雨:《余秋雨臺灣演講》,台北:爾雅,1998年,頁11-12)

冷靜、篤定,又豈只是面對藝術作品呢。當然,刻下社會太瘋癲,很多事與人都不吐不快,但是我們畢竟不是甚麼大評論家,才思敏捷更談不上,天賦不足,惟有後天補救,也不妨先擱著一會兒,看看別人怎說,才推敲一下自己要怎樣下筆,雖然失卻先機,但可以換來避免心急犯錯的巢窠。況且在想的過程中,分分鐘隨著新意見、新觀點的出現,就足以將原來想寫的東西給槍斃了--因為,怒言最出色,但可能signifying nothing。

正如林非所說,「撐」很危險,因為虛榮太容易麻醉人。對我而言,檢驗是否「撐」的指標,是當我寫完要寫的東西後,撫心自問,會否感到一絲心虛,一點不安。只要通過這個測試,文章應大致可以見人。讀過林非的文章,復有此文,也不如經常貼在當眼處,聊以自我警剔,也順道滿足一下自戀心態吧。

到台北看披頭四

Beatles.Tomorrow.20150119

上周終於迎來期待已久的小長假,又溜到台北短遊。到台北,除了尋吃以外,也可以作一回假文青,自我感覺良好一下,除了泡咖啡店逛書店買精品文具,也可以參觀藝文展覽--這次也不例外,特地去了華山1914看《披頭四展 The Beatles, Tomorrow》。其實這個展覽,是我這次到台北的唯一理由。

自中學時初次接觸披頭四的音樂以來,一直覺得並驚嘆的是他們的音樂然已經差不多半世紀,但是總不會過時,亦會隨著歲月增長而不斷有新發現,無論是知道更多歌曲背景而更認識歌曲本身,還是隨著新版本錄音的出現(加上有財力去將這些版本恭請回家)而聽出更多以往聽不到、或漏掉了的細節也好。我想,披頭四持久不衰的魅力大概就是這樣吧!

說回展覽好了。展覽通過大量精選相片及展品,展現披頭四由初出道、紅遍半邊天、到最後解散不同時期的面貌,不過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台北看這個展覽,除了門票以外,也請再掏腰包租借解說機,去聽策展人馬世芳的解說,因為單憑看相及旁邊的文字,是會錯過很多東西的。

要在眾多展出的東西中,找一張我最喜歡的披頭四照片,實在不易。勉強要選的話,我想我會想是George Harrison摟著他太太Pattie Boyd的那一張照片,給我的感覺時,即時在一眾傳媒包圍下,這對男女仍然好像不受外界侵擾般,相當悠然自得。當然Pattie Boyd也是個美人,不然的話怎麼能令George Harrison寫出《Something》,還有Eric Clapton寫出《Layla》及《Wonderful Tonight》這三首名作?(相比之下,我一直不喜歡小野洋子...)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即在披頭四的展覽完畢之前,所展出的一大堆台灣在六七十年代所推出的披頭四「唱片」。在版權還未有很講究的年代,「老翻」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可說是八仙過海各施各法,但當中有些是「雜錦」,有些是將專輯原封不動的照抄過去,看著看著,實在很有趣。如果大家有空的話,可以找馬世芳的書《耳朵借我》(台北:新經典文化,2014年5月)來讀讀,因為當中那篇〈生平買了最多卡帶那一天〉對那時的台灣「老翻」唱片工業有相當生動的描述。

再談一點披頭四的事。正所謂第一接觸的東西印象最深,以前我會和人說,我最喜歡的扣披頭四唱片,是他們的早期作品(畢竟我的入門曲是Love Me Do啊),不過年紀大了,益發覺得《花椒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才是最了不起的唱片(《阿比路》可排第二),因為其野心之大,還有當時錄音技術的限制,令我們現時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在當時要廢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做出來,當然還有像《生命裡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的製作過程,都已經成為傳奇了。這種心態,令我想起初看奧遜威爾斯的《大國民》時,覺得平平無奇般,但讀多了電影史,才知道這電影的在當時是如何創新如何破革--站在技術發展受惠者/享受者的角度,去評價以前技術不發達的事情,看來也是自曝其短而已,真的要引以為戒。

同樣地,以前我會覺得,單聲道的錄音老土、陳舊,是恐龍年代的產物。不過最近有機會借來披頭四的單聲道版本錄音(09年推出的那一套版本)來聽,才發現當中的聲音,比立體聲的版本要結實得多,也終於明白為何當年聽立體聲版本時(我的是第一代CD版),總覺得為何樂器及人聲要分開左右喇叭來出,聽上來有點怪怪的感覺--因為當年聽流行樂的人絕大部分都是只得一個喇叭,做混音的也是以「用一個喇叭播如何取得最佳效果」的這樣一個目標邁進,而立體聲版本只是硬要將不同音源,分配到左右兩邊來播而已,沒有所謂立體聲錄音空間感的概念--只要聽聽《橡膠靈魂》中,立體聲版如何將人聲搬到右聲道,對比單聲道版本時,顯得多麼不平衡,就知我所指何事。

難怪披頭四成員,在參與唱片混音時,從不參與立體聲版的混音,而只是參與單聲道版的製作。看來是我的古典音樂啟蒙年代,經常被所謂名盤、但錄音質素劣得很,又鬆又朦矓的單聲道錄音害了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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