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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的《經濟學人》有一篇發自伊朗的報道，說的是當地最近上映一部電影，講述兩年前伊朗總統選舉後反對派上街抗爭的事兒。當然這樣的主題，是與當局的主旋律不合的，所以電影就是將英國的情報機關，描述成整件事的幕後黑手－－英國與伊朗多年來恩怨甚多，這樣的主題才會對調。不過報道最末段說，上映這樣的政治電影，只會令人談論兩年前那場被當局操控的選舉，言下之意，就是政府拿石頭砸自己的腳．點燃民眾對當局的不滿而已。

這篇報道令我想起近日在讀的一本書。這本書叫《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3月），是在上海期間，於我重遊很喜歡的季風書園時買的。由於一直有讀《三聯生活周刊》的習慣，在本年第二期的雜誌，已經讀到當中一段書摘（秦曉：《四中往事》，2012.1.9期，114-122頁），結果當時雖在書園看中了不少書，但是最後只選了這一本來買。

《暴風雨的記憶》是多名在文革初期，於北京四中就讀的學生，對於當時各種事件的回憶文章編成的。其中一名編者曹一凡的簡介是這樣的：「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工作與生活變動，此后在中關村經營電子科技公司」；另一名編者黃其煦的簡介也很相同：「一九八九年后，至美國哈佛大學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訪學。現任職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眾所周知，「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就是中共對於八九年六四事件最輕描淡寫的說法。參與《暴》一書中的多名北京四中學生，部分因為六四事件，而令生活／工作出現變化，但是人物簡仲不能不提到時，也逼得要用這個形容詞。

這個情況，我覺得得伊朗那部電影很像：《暴》有不少人買來讀（我手上的版本已經第二印了），對六四有認識的讀者，當然知道「春夏之交」所謂何事，不知道的話，也想會被這個在顯要位置出現的字詞勾起興趣罷。雖然內地網絡審查從未放鬆（早前一度鬆綁，可查到六四，但最近又收緊了），但都是那句老話：愈禁愈引人好奇，只消在人的意識中種下了這股求知的意識，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六四畢竟是中共的包袱，總得要面對－－正如《暴》的另一名編者、詩人北島在序中所說：「暴風雨過去了，如果連什麼記憶都沒留下，我們不僅愧對自己，也愧對我們的後代－－所以有了這本書。」如果六四也是一場暴風雨的話，記憶不應只限只存於少數人的記憶裡，又或是話在口邊但不得說出來的喉嚨裡。

說回《暴》這本書。刻下我還沒有看完（看了四分三左右），不過我真的認為，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給各位一讀的書。書中各人對於文革時他們參與的事件，都有不同的說法，看著看著，就不時要回揭前面所讀的，看看同一件事件，不同的人會有如何的理解、記憶，對我而言，這樣的讀歷史才過癮，因為要將不同的角度及敘述對碰在一起，我們才有機會將事件看得更清楚。好像打頭陣牟志京所寫的〈似水流年〉，與劉輝宣的〈昨夜星辰昨夜風〉對比來讀「出身論」的前後，又或是秦曉的〈四中往事〉內的「西糾」，與王祖鍔（〈為爭取平等而鬥爭〉）及北島（〈走進暴風雨〉）的敘述與評價一起讀，都起著一種相互衝擊的作用，直教人想製作一張Timeline，將不同作者的敘述抄上去，那樣應該是很有趣的。

不過現時我認為，這本書的最大遺憾，是北京四中在那些年，有不少高幹子弟入讀，而《暴》中不少作者，都有提到當年也是四中學生之一的薄熙來，如果他也湊上一篇，以近期的連串事件而言，這本書肯定會大賣－－又或是全部回收，然後禁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