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與不笨,不是重點

在台灣的最後一個下午,坐的士回下榻的酒店拿行李,和的士司機談起陸客(大陸遊客)來台的問題。我問的士司機對此的態度,他不加思索就回答說:「我恨不得再多一點呢。好讓我們多一點生意...現在嘛,陸客的確是多,但是賺的都是開旅遊車的,一車一車的載走陸客。」話題之後很自然的轉到生計問題,那名的士司機抱怨說,油價不斷漲,自己的收入不斷減少,生活大不易。我問他:「你們那個陳沖院長,不是說要施政要令民眾『有感』麼,你怎麼看?」他沒好氣的說:「他吹牛啦!姓陳的都是吹牛大王!」

我好不容易才忍著笑(大家聽得出弦外之音嗎?)。打開台灣電視新聞、看報紙,每日長篇累牘的是經濟不景、民生艱苦、油電雙漲的報道,所以上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那期《經濟學人》報道台灣經濟不景、馬英九民望低落,我並不出奇。對於文章的題目 “Ma the Bumbler”,可以在台灣傳媒及政界引起話題,我亦是可以預期的,不過話題延燒足足一星期(還沒有完),倒是有點驚訝。

我得承認,對於但凡有外國媒體,對他們的領導人作出評論時,台灣傳媒、名嘴,還有民眾,就極度熱衷去討論及分析,還要是細微至連當中有沒有弦外之音,又或是遣辭用字,都非得dissect不可的程度,我是搞不懂的。幾年前已是如此,這次 “Bumbler” 事件亦是如此。正如南方朔在十一月十九日《明報》的文章所言,《經濟學人》的文章,「連半頁都不到」,文章內容亦極其是近幾個月台灣諸多民生施政事件的綜述,類似的內容早已被台灣的媒體反覆報道,唯獨是 “bumbler” 這個形容詞令人著了魔般,反覆爭拗該如何譯(說穿了,就是為了本身立場有利,而去扭曲這個字的原意),甚至連余光中也參進一腳,才是真正令人值得注意的地方。

當然,《經濟學人》是有影響力的雜誌,與前述三年前那本名不見經傳的Mental Floss比,當然是天淵之別。亦可以理解的是,對於外交空間不斷縮小的台灣,有「世界級刊物」要對一國之首報道、置評,有予以注意的價值。但是一頭栽進去討論早已被報道得滾瓜爛熟的消息(《經濟學人》極其量只是覆述而已),是近乎「執狂式在乎」外國怎樣看台灣的心態的又一次呈現。當然,對施政的評論,有錯則改之無之則嘉勉,總不能讓意見fall on deaf ears,但區區一個形容詞,就令上至政府(例子:台灣駐英代表沈呂巡投書《經濟學人》為馬英九辯護。)下至民眾都進入亢奮狀態,而忽視了《經濟學人》的風格,是習憤在題目上「玩世不恭」,喜好玩one-liner這些「趣剋」(Trick),不是失了焦麼?

近日讀許知遠的書《偽裝的盛世》(台北:八旗文化,二零一二年十月)。許知遠在其中一篇〈放鬆點,我們是大國〉,寫到零八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送遭遇示威抗議時,美國CNN主持人卡弗蒂對中國的評論,引起強烈反彈的事件。他在文末寫道:

如果繼續深入探究,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對外來批評的過度憤怒,與其說是真正對國家榮譽的熱愛,不如說是長期生活在一種受困社會的人群的情緒反應,它起源於內部,而不是外部。(頁二四五)

雖然文章說的是中國大陸,但我會覺得,這對台灣這次 “bumbler論戰” 有適用的地方。台灣民眾沒有對《經濟學人》的報道有所憤怒,但是「過度反應」卻是有的,只不過我們分析其因時,「內部起源」會是甚麼?它不是單純是政府施政得失,因為這只是一個內政問題,它要加上甚麼樣的因素,才能在「涉外交流」中產生反應?

曾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上月在《聯合報》有一篇文章,感嘆台灣「像自我閉鎖的孤島」,當中更質疑是不是「媒體的集體墮落讓台灣人集體弱智」。台灣傳媒不是沒有駐外的通訊員、駐外記者,我在台灣的報紙上,亦不時看到我希望看到、但在中港傳媒看不到的外國消息報道,但是它們的地位,還是給島內的口水戰,及(在我看來)沒太多新聞價值的「新聞」所淹沒,我不敢狂言道「集體墮落」,但台灣傳媒是過份留意於「別人如何說我們」,而不是「我們要看/學別人甚麼」,這也許是我前段所提到的那個「因素」吧?

過度介意「別人如何說我們」,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可能是一個沒有自信的表現,但是其因如何,以及為何擺脫不了這個心態,恐怕得由台灣人指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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