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最後一個下午，坐的士回下榻的酒店拿行李，和的士司機談起陸客（大陸遊客）來台的問題。我問的士司機對此的態度，他不加思索就回答說：「我恨不得再多一點呢。好讓我們多一點生意．．．現在嘛，陸客的確是多，但是賺的都是開旅遊車的，一車一車的載走陸客。」話題之後很自然的轉到生計問題，那名的士司機抱怨說，油價不斷漲，自己的收入不斷減少，生活大不易。我問他：「你們那個陳沖院長，不是說要施政要令民眾『有感』麼，你怎麼看？」他沒好氣的說：「他吹牛啦！姓陳的都是吹牛大王！」
我好不容易才忍著笑（大家聽得出弦外之音嗎？）。打開台灣電視新聞、看報紙，每日長篇累牘的是經濟不景、民生艱苦、油電雙漲的報道，所以上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那期《經濟學人》，報道台灣經濟不景、馬英九民望低落，我並不出奇。對於文章的題目 “Ma the Bumbler”，可以在台灣傳媒及政界引起話題，我亦是可以預期的，不過話題延燒足足一星期（還沒有完），倒是有點驚訝。
我得承認，對於但凡有外國媒體，對他們的領導人作出評論時，台灣傳媒、名嘴，還有民眾，就極度熱衷去討論及分析，還要是細微至連當中有沒有弦外之音，又或是遣辭用字，都非得dissect不可的程度，我是搞不懂的。幾年前已是如此，這次 “Bumbler” 事件亦是如此。正如南方朔在十一月十九日《明報》的文章所言，《經濟學人》的文章，「連半頁都不到」，文章內容亦極其是近幾個月台灣諸多民生施政事件的綜述，類似的內容早已被台灣的媒體反覆報道，唯獨是 “bumbler” 這個形容詞令人著了魔般，反覆爭拗該如何譯（說穿了，就是為了本身立場有利，而去扭曲這個字的原意），甚至連余光中也參進一腳，才是真正令人值得注意的地方。
當然，《經濟學人》是有影響力的雜誌，與前述三年前那本名不見經傳的Mental Floss比，當然是天淵之別。亦可以理解的是，對於外交空間不斷縮小的台灣，有「世界級刊物」要對一國之首報道、置評，有予以注意的價值。但是一頭栽進去討論早已被報道得滾瓜爛熟的消息（《經濟學人》極其量只是覆述而已），是近乎「執狂式在乎」外國怎樣看台灣的心態的又一次呈現。當然，對施政的評論，有錯則改之無之則嘉勉，總不能讓意見fall on deaf ears，但區區一個形容詞，就令上至政府（例子：台灣駐英代表沈呂巡，投書《經濟學人》為馬英九辯護。）下至民眾都進入亢奮狀態，而忽視了《經濟學人》的風格，是習憤在題目上「玩世不恭」，喜好玩one-liner這些「趣剋」（Trick），不是失了焦麼？
近日讀許知遠的書《偽裝的盛世》（台北：八旗文化，二零一二年十月）。許知遠在其中一篇〈放鬆點，我們是大國〉，寫到零八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送遭遇示威抗議時，美國CNN主持人卡弗蒂對中國的評論，引起強烈反彈的事件。他在文末寫道：
如果繼續深入探究，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對外來批評的過度憤怒，與其說是真正對國家榮譽的熱愛，不如說是長期生活在一種受困社會的人群的情緒反應，它起源於內部，而不是外部。（頁二四五）
雖然文章說的是中國大陸，但我會覺得，這對台灣這次 “bumbler論戰” 有適用的地方。台灣民眾沒有對《經濟學人》的報道有所憤怒，但是「過度反應」卻是有的，只不過我們分析其因時，「內部起源」會是甚麼？它不是單純是政府施政得失，因為這只是一個內政問題，它要加上甚麼樣的因素，才能在「涉外交流」中產生反應？
曾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上月在《聯合報》有一篇文章，感嘆台灣「像自我閉鎖的孤島」，當中更質疑是不是「媒體的集體墮落讓台灣人集體弱智」。台灣傳媒不是沒有駐外的通訊員、駐外記者，我在台灣的報紙上，亦不時看到我希望看到、但在中港傳媒看不到的外國消息報道，但是它們的地位，還是給島內的口水戰，及（在我看來）沒太多新聞價值的「新聞」所淹沒，我不敢狂言道「集體墮落」，但台灣傳媒是過份留意於「別人如何說我們」，而不是「我們要看/學別人甚麼」，這也許是我前段所提到的那個「因素」吧？
過度介意「別人如何說我們」，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可能是一個沒有自信的表現，但是其因如何，以及為何擺脫不了這個心態，恐怕得由台灣人指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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