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瀏覽有關昨日在北京發生、發售奧運門票時，所出現的香港記者與民警衝突的報道時，我第一時間想起的是「山高皇帝遠」這五個字。當局多次強調，要以文明來辦奧運，又重申記者可以自由採訪，但是從昨日的事件看來，當局處理事件不見得怎樣的文明。將「山高皇帝遠」放在中國政治及行政的背景上，往往都會得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高層或中央的政策，去到執行或地方層面就走樣的結論，只是在這次事件中，山不需高皇帝亦不需遠，就已發生這樣的事件了。
事件令我想起較早前發表、由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態度研究計畫」在中國進行的民意調查（完整報告可見於此）。整個調查最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雖然中國民眾對國家的整體方向，及經濟狀況的滿意度高踞全球之首，但是調查亦發生，在實質層面上涉及到與個人生活的事項，民眾的不滿程度亦十分高，例如通脹、污染、貪污等。今日《信報》的練乙錚，亦有談到這個調查，有興趣的也可以看看。
在我看來，「國家整體發展方向」及「經濟好景程度」（原文為 “Economy is good”）都是比較「虛」的論述，涉及個人程度較小，相反社會問題則是直接了當的涉及個人生活，這種「國家／個人」關係中，所出現的民意「相反」而非一致報升的情況，在不少事件中都呈現出來，例如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會認為中國正在崛起（並在某程度上，轉化成對中央的支持），但不時發生的「群眾事件」，卻顯示民眾對地方官員施政失當的積怨，也是到達一個相當危險的程度。
「國家／個人」觀感的落差，其中一個理由，應該包括「中央／地方」（或政策制訂／政策執行－－「山高皇帝遠」）的差別。正如在這次奧運中，當局提出的文明奧運，還有保證新聞自由等，都是出於良好意願的，但是一到執行層面上，卻往往出現相反的情況，不論昨日那場衝突，之前有本港記者在京採訪時遭阻撓等事件，都是顯出在執行程度上，未能貫徹執行大方向的情況，歸根究底，還不是去執行者的既定思維及處事方式作祟。
對國家滿意，但對個人情況不滿意，會不會是危機的伏線，我自己不敢妄斷。但是以奧運的情況而言，我們對京奧有期望（皮尤的調查數據指出，九成六人認為會成功舉行，九成二人認為會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但是具體措施的執行，卻令人對京奧的印象造成蠶蝕，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的觀察。其實，除了這次衝突之外，包括將「中奧台北」強稱為「中國台北」，或是奧運聖火在西藏傳遷時，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的言論，又或是當局收緊簽證限制等措施，都是收反效果的執行層面措施例子。
話好像扯遠了。中國記協今晚與本港傳媒記者茶聚時，常務副主席翟惠生說，昨日的事件中「公安可能對香港記者的工作理解不足，相信無意傷害本港記者」；奧組委也有官員承認「處理不當」，可見當局也希望盡快平息掉這次風波，以免拖累大局。當局自知理虧，今天各報就事件的報道中（也可參看東南西北的整合版），亦難不避諱當局的失當之處，頂見是強調記者的行為來「平衡」一下。不過眾多報章之中，發現其中一個故事可圈可點：
前年十一月，國務院公布「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後來再公布內容完全相同的「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在內地採訪辦法」。
上述規定稱，自零七年一月一日起，外國、港澳記者在內地採訪，只需徵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的同意；即不必如以往那樣，須得到官方批准。（星島Ａ４版：〈只要被訪者同意記者可自由採訪〉）
在這次事件涉及採訪自由的背景之下，我不禁無聊地想：莫非報道是暗示在場的記者們，在衝往拍攝排隊混亂的場面時，沒有獲得作為事主之一的民警的同意，遭阻撓採訪是理所當然？但外國也不是沒有同樣的例子，只因今日《紐約時報》一篇探討隨軍記者，拍攝美軍陣亡相片後，遭軍方吊銷隨軍資格甚或禁制採訪的文章，就提及到該報的記者，在拍攝一名被人開槍打中頭部喪生的美軍後（圖片或引起不安，請留意），美軍就指記者「沒有取得該士兵的書面同意」就拍攝，而決定取消記者的隨軍記者資格。看來天下烏鴉真的是一樣黑。
Recent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