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讀歷史書及傳記類書籍，但可沒有接正統的歷史學訓練－－中國歷史及西史科，也是讀到中五就停止。所以對於所謂史學的研究、採集、整理方法，我可是一竅不通的。或者五零一房東或船山先生，可以就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賜教賜教。
問題是這樣的：二零零八年第四期的《三聯生活周刊》（一月廿八日刊）的「口述」專題，訪問了清代肅親王善耆的第三十八名孩子愛新覺羅．顯琦（金默玉）。最初不知道這位「格格」是誰，讀下去才發現她是川島芳子的妹妹－－說起來也真慚愧，對於川島芳子，我只知道李碧華曾寫過一本有關她的書，或梅艷芳主演的電影（都沒有看過、讀過），卻不知道她原是滿人之後。金默玉在長達六頁的訪問中，由她小時的生活說到她後來遭拘捕，在秦城監獄待了十五年的經歷，可說是挺有趣的，不過讀到當中某些段落，卻發現有些問題。
例如文章的引言說：「一九一八年，流亡予旅順、仍沉浸於恢復大清帝業的肅親王善耆迎來了他的第三十八個孩子，他為這個小生命取名為愛新覺羅．顯琦」。然後金默玉口述歷史的第一句，就是「一九二二年父親去世時，我只有四歲，所以我對父親沒什麼印象」。（均為一零二頁）假設這個兩個關於年份及歲數的論述是正確的話，到了第一零四頁時，金默玉說他父親去世後三年還葬北京的那段就有趣了：
父親去世三周年時，被運回北京安葬．．．送葬的親友多達數百人，因為隊伍太長，從旅順家中到火車站整整用了一天。靈柩用火車經奉天、山海關到達北京，是袁世凱親自在車站迎接的。
善耆在金默玉四歲時去世，他去世後三年遷葬北京，而金默玉是在一九一八年出生的，按道理遷葬那年應該是一九二五或二六年吧。但是袁世凱是在一九一六年病死的，兩個年份相差了近十年。相比之下，應該是金默玉的論述有誤吧？最妙的是，金默玉及後提到川島芳子（愛新覺羅．顯玗）時，說她嫁給蒙古王公的二子時，又提到「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暴亡後」（一零五頁），同一篇文章的前後矛盾是很明顯的。
又或如金默玉提到「末代皇帝」溥儀時，第一句就是說他「一九三一年溥儀從北京逃出來後，先在旅順躲了一段時間」（一零四頁）。但是如果對溥儀的生平有點認識，又或是讀過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的話，都會知道他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是民國十三年的事）後，是逃到天津，最後到九一八事變後，到了東三省的滿洲國當起皇帝來的。可以肯定的是，溥儀絕不是在「一九三一年」逃出北京的－－因為溥儀本人也說過，他「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我的前半生》頁一四五，香港廣角鏡版），但後來在一九三一年底到了旅順（見該書第五章「潛往東北」的描述）。
讀了這篇文章，我的疑問是，作出記錄、整理這些口述歷史的人，在面對明顯不過的事實錯誤時，他們應該採取甚麼動作呢？是尊重口述者照錄無誤，還是提醒口述者有問題作出更正，還是以事後「編按」的形式，去提供另一個說法給讀者呢？我這樣提出的原因，或者是職業病使然吧，因為見到與事實有明顯出入的東西，就自然會起「改了它吧」的念頭，見到《三聯生活》的編輯們隻字未改／不改，總是覺得有點奇怪的。
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保證溥儀所說的也是百分百分的事實，只是覺得無論是讀歷史或是看新聞，看多數個資料來源／版本，對事情的全貌總有一個更廣闊的了解。此時起想前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夫人章含之去世的消息，章含之那本《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我也讀過，她說了不少與第二任丈夫，亦即是喬冠華的的故事，但是她對於喬冠華後來如何被整，又或是她與第一任丈夫的事也很少提及。後來有次經過書店，發現其前夫洪君彥所寫的《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不就是從另一個角度寫這些人和這些歷史嘛，不過那時沒有買下，現在其中一人已去，或者找時候買這本書，拿來與《跨》來對照看看。
洪君彥的文章，曾在二零零四年於《明報》刊載。當時馬家輝為文介紹時寫道：
基於立場角度的殊異分歧，同一個故事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版本，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歷史述說本就該是眾聲喧嘩，歷史的真相經由不同的述說選材而有機會逐漸成形，她說她的，他說他的，而我們，透過別人的故事而認識歷史，自該哀矜毋喜。
（〈她們說完了，輪到他開口〉，《明報》D8版，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確然。讀歷史，看新聞，應該還是多看幾個版本，才敢妄下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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