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見.思.錄

周日。起身看電視新聞，說的是昨日零七年七月七日，全球各地有不少男女結婚，因為是「三條七」，是幸運的象徵。說的真是，我昨日也受邀出席一名大學同學的結婚儀式，若不然就不會之前的「難題」－－話說回來，最後我決定買禮券送給這對新人，外加一張賀卡。

昨天是「三條七」之餘，也是農曆中的「小暑」，香港的熱是又濕又熱，在大白天下外出，行了還不到一個街口，就已經汗流徹背，更何況是要穿恤衫打領帶？之前約Nikita交收一點東西，結果她看到我一年難得幾回的正式裝束，第一句就是問：「你剛放工？」不過為了這名同學，「冇計啦」，只是久未穿皮鞋，發現它又重又不舒服，該煨！

同學的婚禮在教堂進行，少不了唱聖詩、佈道等儀式，禮成之後有一對新人發表感言。這個過程，兩人向家人、朋友、同事等等人致謝自是少不免，新郎新娘都是從事法律行業的，致謝名單中也當然包括不少律師，例如男的說多謝某某律師行（忘記了名字）當日聘請他，令他可以儲得一筆「老婆本」。不過最深刻的一句，還是來自新娘的致謝辭。她與丈夫一樣，也向不少法律界的朋友致謝，其中一句就是感謝其中一間律師行聘請她，理由就是：「令我可以成功轉行。」

我這名結婚的大學同學，就是這名新娘子。當日她畢業以後，進入了新聞行業工作，後來少了聯絡，輾轉從其他同學的口中得知她去了讀法律，從新聞行業轉到了法律行業。不知怎的，在教堂中本來有點「魂遊太虛」的本人，聽到「成功轉行」這句話，突然Alert了起來－－老實點說，真是有點感慨。

人望高處是常性。阿堵物這回事，有誰不想掙得更多？從事法律行業與從事新聞行業的報酬，有明顯落差也是眾所周知。近年與同學見面聚會，聽到的是更多人轉行、離開新聞行業的消息，與仍留在這一行業的同學「吹水」，常有的感嘆，是仍在新聞這一行打滾的人，真是「十隻手指都數得晒」。早前有同學為一個智庫機構幫手，搜集有關對傳媒行業的意見，發電郵廣邀一眾大學同學徵求意見，也提議時間搞吹水會，那時我人在北京，有意出席但形勢不許可，後來回港後問問這名同學，結果得知：反應不佳。

豈不能沒有感嘆？只是數年而已，熱誠消失速度之快，真是始料不及。曾有友人問：「到底這行業出了甚麼問題？」的確也是問題多多的，由最近香港記者協會今天發布，說言論自由空間收窄的報告，到早前「日月怪談」事件，還有無處不在的把弄，以及一系列愈來愈反智的事件，顯示的是無論是現實還是理想，都教人洩氣、失望。成功離開這個愈來愈熱、教人待不下去的「廚房」，怎能不稱慶？「留下來要更大勇氣」是老董當年的名言，現在想起來也真是有點道理的。

＊＊

附加一句：今日去了看《史力加３》，不好看，笑料少，好悶亦非常失望，唉！

今天打開報章，見諸各報的其中一條新聞，是今日（周五）最後一日上班的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接受樹仁大學學生的訪問。許仕仁在訪問中「炮轟泛民」（《蘋果日報》標題），指泛民「過了界線」，走到「積極反對的極端」（《信報》）；又稱若港人就普選方案「取得高度共識」，又獲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料中央不會反對」（《經濟日報》）。

許仕仁的批抨並非首次。還記得立法會辯論政改方案一役，最後方案不獲通過，許仕仁在隨後舉行的記者會中，那種對泛民「恨之入骨」的態度及表情，至今還歷歷在目。反而我最注意的，還是訪問者的身份：反政府親政府的傳媒通通落空，奪得訪問許司長的榮譽，落在兩名樹仁的學生身上（我還和別人開玩笑說：為甚麼不是中大或浸大？）。看《星島日報》的解碼，說的是許仕仁平時絕少接受訪問，但是基於「平衡」的原則，既然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專訪，就得要給香港傳媒一個機會，而他「對樹仁兩位創辦人胡鴻烈同鍾期榮堅持多年的辦學理念非常敬佩，於是藉接受學生訪問『借花敬佛』」。

有人在報道「出街」後 cry foul ，大部份傳媒都引述記協主席胡麗雲說，處理訪問的手法是「只想單向發布消息」。樹仁大學新聞系系主仁梁天偉則「反駁」（《成報》語）說，學生提問題不比現職記者遜色，訪問由新聞處「主動出擊」，並在月初落實及在上周五進行，內容是他與兩名進行訪問的學生擬訂，事前學校有發給新聞處（《信報》），除私人問題外其他問題皆可提出，並可追問。梁天偉以「中性」珍容訪問的「安排」，還說：「我也不知道對方為何會給我們，而不給傳媒。」（《香港經濟日報》）

說高官、巨賈、名流之類的人物，沒有傳媒 preference 肯定是說鬼話。近的不說，當年老董說「八萬五不再存在」的訪問，不也是當時被批抨指只看數個「友善傳媒」發放訊息麼？老董說他拙於公關，換了要搞 spinning 的佘當奴，這種情況只有更烈。官員挑比較友好的傳媒進行「放風」，以至近年報章電視新聞充斥「來自政府消息人士」之類的新聞，已經不是新鮮事。在這個要搶獨家、搶新聞的年代，這些寶貴的「料」當然是一眾新聞工作者追逐的目標，但是從「教科書式」的傳媒道德出發，這個情況卻會引發討好權貴，以求獲得優待的問題。

報道說，訪問許司長的兩名樹仁學生，在訪問前做足功課，「花時間搜集資料」（《成報》），但是私見認為，這不是一次訪問，而是一次「寵幸」。從報道得出的事件圖像，就是整個「獨家訪問」的主動／主導權，都是在落政府／許司長／新聞處手上的。撇開政府主動接觸樹仁大學的做法不論（可以用「放風」的手段而說得過去），但是政府官員處處設關設限的痕跡卻十分明顯－－比如說樹仁事前將梁天偉與兩名訪問學生擬訂的問題交予新聞處，我們聽到的理由是要「阻止問私人問題」，但是隱暗藏在背後的，是一個可以去除不合被訪問者之意的題目的機制。雖然訪問許司長的同學說，問題沒有遭更改，她「覺得訪問沒有不妥」（《信報》），但是在政府規定問題必須事前「送檢」，訂問題的時候，不知這三人有沒有感到壓力？有沒有覺得有需要進行自我審查？

又或如說，樹仁那邊希望訪問可以錄影及進行剪輯，但是新聞處以「地方淺窄」成由，「不能同時擺放太多攝影機」，最後改由新聞處統一錄影及剪輯。但凡讀過電影理論，或者電視新聞（Broadcast journalism）的人都會知道，剪輯是有強大的能力的，通過拼砌不同的片段，往往可以展現原來錄像中沒有的意思，比如說「克洛雪夫效果」，又或如艾森斯坦名片《戰艦波特金》中那段著名的「奧德薩階梯」就是例證。當樹仁學生做的是筆錄，還要是在其報道未出街的情況下，經過剪輯的訪問片段就由官方進行發放，控制內容多寡的權力在新聞處人員手上自不待言，更恐怖的情況是正如胡麗雲所言，整個訪問是不折不扣的單向，只因坐在「淺室」的梳化上，向許司長「發問」的學生，說得難聽一點，是政府官員「傳召」而來的記者而已！

說房間容不下更多攝錄器材的理由，則顯得更加可笑。況且假若真的是容不下的話，樹仁那邊理應要爭取參與影片編輯的權利，也不能將報道的主導權（如出街日期）白白送給政府，不能任由政府那邊的人胡作非為－－其實說到底，這是一個樹仁大學獲得獨家榮譽的訪問，還是一個樹仁派員「參演」的一場政府秀？新聞署公布的訪問稿，又是不是訪問的全部？

梁天偉說學生提問不會比記者差；政府新聞處發言人說，訪問沒有增刪。這實都可能是事實。但是事實背後的問題，除了是許司長向一個學術機構 showing favour 之外，他及其他參質其事的政府官員，透過尋找經驗相對現職記者較淺的新聞系學生，以及預知問題內容（而非訪問題材的大綱）等隱性操控的手段，而去避免正式媒體的挑戰，從而發放自己想要公眾知道的訊息。我不願猜測背後的用意，但是整個過程給我的感覺是非常「難睇」－－這不是一次寵幸會是甚麼？

梁天偉以「學生不會差過記者」為擋箭牌，我明白能奪得一個極之難得的訪問機會，任何傳媒都不願白白錯過，但是其中卻做壞不少規距。不少讀新聞系、而又有志跑新聞的人，或多或少都對政治新聞有一種響往，但是與官員打交道、套料，是否就代表可以不惜一切？

更加可惜的是，讀今天的報紙，引述胡麗雲言論的報章數目真的十分少。我以為《蘋果》會另闢一文狠狠地來個批抨，但是只在報道尾部輕輕數句帶過，反而是《AM730》、《成報》及《經濟》予以重視，突出這點加以報道。不過我想用《星島》「維港會」的一段文章來為這篇東西作結：

許老爺一番心意的安排，昨日惹來質疑，記協就懷疑他想借學生哥作單方面表達訊息，許老爺身邊人就叫大家不必多疑，因為以許老爺的老練，又何須借學生哥過橋！另一邊廂，身為樹仁新聞系主任的梁天偉亦力挺學生，話當日曾提出過自行拍攝同刪剪，可惜因為地方太細不能容納太多機位，但他相信做訪問的同學，水平拍得住其他記者。盧駿聞說，當日樹仁兩位學生哥並無因為對方官大而腳軟，發問不乏尖銳角度，所以即將出版的樹仁訪問，大家可以走着瞧！

除了丟下「核突」兩字之外，我還可以用甚麼來形容呢？唉！

延伸閱讀：
香港仔公國：這不是寵幸，這是另一次就範
都是那些日子：肥龍之詭道

政府新聞處公布、樹仁大學訪問許仕仁的訪問：
一．許仕仁：政治委任必不可少
二．綠皮書勾劃政制長遠發展
三．配合國家發展 開拓更佳前途

（上文圖片取自政府網站）

電腦還沒有修理好，但總得要寫點東西。Milk雜誌被指抄文，雜誌編輯以我們看來實在不成理由的藉口出來解釋／掩飾，及後更看到有人以「古怪角度」去為事件提供「中間的立場」，實在是令我眼界大開。眾多文章以至延伸出來的討論中，也旁及了傳媒操守及傳媒生態的問題（如這篇），當中Gladys留言寫道：

的而且確，很多當傳媒人愈來愈懶（當然也有很多是努力工作的）。
可能我很「學院派」，總覺得傳媒中有很多「非傳理系」人士，道德操守的意識會相對地薄弱。

當中「總覺得傳媒中有很多『非傳理系』人士」這個話，對我而言是頗堪玩味的。這幾天都在想，甚麼是「傳理系」，甚麼是「非傳理系」呢？「傳理系」這三隻字，是不是等於在中大、浸大、樹仁、珠海等大學或大專等學府，修讀過傳播／傳理的人？又或是「傳理系」這兩個字，當中已隱含一套價值觀？

留言將「傳理／不傳理」和道德操操守意識的高低掛勾，但是回首讀書的日子，真正在課堂上白紙黑字學Ethics的課堂又有幾多？名義上是有一科，但更多的是從不同習作，或不同導師的經驗傳授中，學到有甚麼東西可以做，有甚麼東西不可以做。或者，沒有專門修讀過傳播學的人，進入傳媒時對傳媒道德的「注意程度」（Awareness）可能稍低一點，但如果說曾在大學受過傳播學的訓練，就會自動戴上一頂「道德光環」，道德標準自動提高，位於眾人之上，我想這個說法有點牽強。

其實都是自身對做人處事的要求，和經驗的累積。就拿Milk抄文事件來說吧。我們看到在雜誌刊登出來的文章，與更早在blog發布的原文幾乎同出一轍，都會認為有問題的在前者，只因為我們由小到大，在學校在職場所學到的，就是「抄襲」這個行為是有問題的。Milk編輯砌詞強辯，顯現出來的不單是自我品格之低落，也顯示出他處事的態度「求其」，只求能瞞天過海，沒人逮著就沒有了事，即使出事也只須在辦公室關上門，大伙兒「圍威喂」就可以「過骨」－－反正他們認定，香港人都是善忘的。

我不太想將事件與「有沒有傳媒道德」扯上關係，只因為正如政治是眾人之事，傳媒涉及傳播者與受眾，也可說是另一種眾人之事，傳媒面對的是群眾，都是將心比已，說到底，展現出來的都是當年教授所言「甚麼是對甚麼是錯」而已。對「對和錯」的理解有偏差，不可能因為讀了三數年傳播學，又或是上過傳媒道德的課堂，就可以來個大翻身，因為一個人在傳媒做事而面對dilemma時，所作的決定就是他的處事態度以及對「對錯」的拿捏的投影。這些都是由小培養出來的。

道德觀是先天還是後天形成的論辯，我比較傾向於後天的說法。今天（周六）讀詹德隆在《信報》的專欄，詹德隆說香港將要失去靈魂，理由是香港人拜金、功利主義太強。不要將事件扯到那麼遠吧，單是所謂「去文明化」就已教人搖頭嘆息了。早幾天坐火車，因為十分疲累，花多一點錢坐頭等車卡，圖的是坐椅比較舒服，可以瞌一會，但是同站上車的一家四口，做父親的為逗應該只有兩三歲的兒子，就將手機的音樂較早揚聲器播出，結果整個車程吵個不停，還要給我目睹那名父親用椅子「long腳」。我想，這一家人都應該是比較「中產」吧，但是行為卻令我「打突」。當連理應比較「文明」的中產也是如此，作出如斯恐怖的行為也視為理所當然，總之沒有人「周」就可以的時候，試問又怎能營造一個優良的道德環境，去為下一代「身教」呢？（所以說，《世說新語》中講身教的一則確是有其道理的）

說到底，傳媒道德深或厚，還是取決一個人的道德水平。但是在現今的社會中，這很可能正淪為一個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