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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閱讀甚麼樣的新聞?

早前和朋友吃飯,談起這一兩年,網上媒體如雨後春荀。我承認我的感情是複雜的:我一方面為當中一些有心人,立志為新聞事業貢獻一分力而感到高興;但我有時不禁擔憂,會不會有些網上媒體是立場先行,所有報道出來的新聞,都是為他們已預設的立場服務、度身訂造,在這樣的情況下,不但受眾只能接收經刪節的資訊,更壞的情況是被假消息誤導。

近日發生的一宗小事,促使我又想起這個問題。「現在台」在星期一晚上八時的新聞報道,提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會在九月訪華,由於其時正是中國要舉辦抗戰勝利閱兵,不少歐美國家領袖不出席,也是相關焦點。由於電視台的新聞報道是會放到網站的,歐美國家領袖不出席觀看閱兵的新聞,也順理成章的在網站刊出

乍看上來,很平常嘛。但是過了一夜,網媒「謎米香港」就將現在台的報道轉載,更令人注目的,是網站所加的按語:

Meme.Now.20150825

「Now用『支那』網民大讚」這宗新聞,除了在網站刊登,也被貼到Facebook的謎米香港帳號。但各位現時按連結的話,都是看不到的,因為這兩個貼文都已經刪除了,不過Facebook貼文的網頁存檔,還是可以在Google找得到的網頁存檔也是一樣

謎米說,「支那」兩字是網民發現的,但是網站明明是「不出席北京閱兵儀式」,為甚麼會出現張冠李戴的情形?現在台倒是在星期二寫了一宗新聞故事,勸戒大家不要只做「標題黨」--因為我們在Facebook貼網頁連結,無論標題甚至Facebook在網頁提取出來的大要,都是可以人手修改的。換言之,可能是有好事之徒,在網站傳閱前述星期一的報道時,作出了「北京」變成「支那」的更改,再在社交網絡一傳十十傳百,如此Sensational的故事,當然正合謎米負責新聞部分的人口味,鬧出這個大頭佛。

不過這也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究竟為謎米撰寫這篇「新聞」(其實是不是新聞也可議,因為難聽點說,整篇文章不少都是將現在台的報道搬字過紙,只是「支那」一段是「原創」而已!)的人,有沒有動過一絲念頭,去看看原文是不是真的這樣寫?從文章看來,的確是有的,但是卻不是懷著好意,因為他們認為,現在台在「發現事件」後「迅速作出更正」,但是既然從來沒有寫過「支那」,又何來「更正」呢?或者大膽推測一下,當事人在見到現在台報道的原文確是寫了北京,就想當然耳認定是「現在台發現並改正」了。

若然如此,除了那種不嚴謹令我驚訝,還有那種被特定意識形態先行,而要將實情扭曲去「撐」、去符合報道目的的寫法,更令我感到驚恐。同時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這樣子的連結,無論是網站版還是Facebook版,都有不少人按讚、留言表示認同,有時不禁想,網上媒體的受眾,在尋找資訊的過程中,目的是「想找更多消息」,還是「想找我希望看到、符合我立場、甚至『啱聽』的消息」?若是後者的話,是不是就算看到一些明顯有問題的報道,都是照信不疑?雖說是受眾為先,觀眾為大,但是這樣子的新聞寫作,我還是不能接受,但是在可能範式轉移的時代,媒體又應如何應對?

當然謎米的受眾可能反駁我說,為甚麼你認定現在台沒有說謊?說不定他們真的更正了?說不定在他們網站的影片,是在後來補錄?他們可以有這樣的「質疑」,但我只可以說,「支那」一字,本地傳媒不常用,通常在報道日本右翼分子的新聞時才會以引述方式用上,錯用的機會率是很低的--就算對中共相當不客氣的生果日報,也不會用上這樣的字詞。相反見到網民的「開心大發現」(我亦會反問,是真的有人這樣寫?還是有人自製消息?),這間網媒就交出一條假消息,容我不客氣一點說,是陷人於不義。

網媒對我而言,先天不足是他們起步尚早,積聚不夠公信力,令我看他們的報道,總要帶著懷疑的心情。這次事件,印證了我的擔憂。但願這只是偶發事件。

從哪裡來的四成七?

昨日(周五)晚上看有線新聞台的「有線中國組」環節,中間一段新聞,提到中國的奢侈品市場。報道說:

內地對奢侈品需求有多大呢?有研究數據顯示,去年全球奢侈品市場增長 11% ,至破紀錄的 2,170 億美元,當中內地人就買走了足足 47% 的奢侈品,折合超過 6,000 億元人民幣,成為全球奢侈品市場最大買家。

「中國人買起全球四成七奢侈品」之類的標題,是很難不令人予以注意的。但我奇怪的是,怎麼這樣一個惹人注意的新聞,之前卻鮮見報道呢?另一個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疑點,是有線新聞台在報道中,要引述調查或研究數據時,很多時會在畫面甚或旁白中,交代數據出處,但是在這篇報道中卻未有這樣做,只是以「有研究數據顯示」寥寥數字交代過去,更引起了我的興趣,想知道這個「研究」的原處是甚麼。

在百度及Google,分別用上「中國」、「奢侈品」及「47%」三組關鍵字作搜索,得出以下的結果(為截圖,可按圖放大):

Google.Result.Small.20140222

Baidu.Result.Small.20140222

不難發現,引起傳媒紛紛報道「中國人買起全球四成七奢侈品」這件事的報告,都源於一個叫財富品質研究院的機構。

登入相關網站,發現這個「研究所」,是同名集團屬下的一個分支,它的簡介如是說:

财富品质研究院是财富品质的品牌灵魂和专业支撑,是目前中国第一个以富豪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研究和顾问机构。研究院专家团集合了富豪服务领域各专业和行业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从业者,这些专家既是该产业的意见领袖和资源整合者,也是财富品质各个领域的形象代言人。

再順瓜摸藤一下,看看研究院的專家有甚麼人,結果發現除了一個叫周婷的院長外,其他人包括了--不是說笑--風水研究員易經研究員、還有心理研究員。不是對易經及風水這些「非精密科學」不敬,但是這些東西在一般人看來,與正經的數據統計研究,應該關係不大吧。

至於院長本人,新浪微博經認證的戶口,說她是經濟學博士,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列出她是國際商務與合作學系的副教授。不過似乎她與財富品質網站本身,都沒有太努力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及網站,在網站亦找不到二零一三年的中國奢侈品報告,而只有之前一年報告的英文版--不過當中所有研究方法卻付之闕如,反倒是另一篇報道,提到當年的報告訪問了3754名身家有千萬元以上的富豪。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財富品質宣稱在香港有聯絡處,但是特地去了灣仔的中怡大廈一趟,卻發現前述地址沒有相關的機構,大廈的管理人員則告之,租戶在去年七至八月那段時間搬走,也不知道搬了去哪。

還有一點。其實「中國人在2013年買了全球四成七的奢侈品」這個論述,其實早在去年十一月已經公布。為甚麼內容一模一樣的公布,其「新聞生命力」可以持續三個月,到二月再來一波「重新論述」?這是不是涉及公關操作,重發資料後,「博大霧」令供內地的傳媒相關業者重出一次?這恐怕不是我可以解答的了。

我對這次報道這麼「關注」,是因為早幾年一個叫「世界奢侈品協會」在中國亦很紅火,還搞出個甚麼「全球最具價值奢侈品牌百強」的選舉,又推出關於中國人購買奢侈品的調查,不過央視南方周末以及新京報,都先後報道指這間公司其實只是個「山寨協會」(某媒體語),而世奢會的「官方網站」是不存在的。雖然「世奢會」在中國的「分部(?)」殺氣騰騰,提出多宗控告,不過對於這個協會的「聲稱」--包括在二零零三年由美國國務卿簽字批准成立、等等--我看還是這篇的解釋,比較可信一點。

世奢會是真是假,在此不是重點,更深層次的啟示,是內地一些本質上可能很馬虎的東西,只要稍加包裝,好像是貌似真實的硬數據,又或者身份無從得知的專家,就可以蒙混過關,而傳媒呢,就不加思考加以報道。大家有點印象的話,去年有線新聞台就有一系列的報道,說發表中國城市競爭力的組織「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不但研究,連負責人亦有值得質疑的地方。不過報道過去,這些機構依舊活動如常,傳媒亦依舊報道這些「研究」。

請別模糊視線

希特拉近來很「忙」。這邊剛被北韓點名,形容他本人是安倍晉三的分身;另一邊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又形容中國對南海島嶼的主權主張,猶如他在一九三八年對捷克蘇臺德區(Sudetenland)的主張般。一時要做日本人,一時要做中國人,換轉我是希特拉,我也會說:「俾條生路我下啦,好唔好?」

轉會正題好了。在阿奎諾三世的《紐約時報》訪問中,除了談中國、談海燕風災重建,這個總統也談到馬尼拉香港遊客人質事件。不過對他而言,這只是sideshow of a sideshow,不值得重視,否則不會只得寥寥三數句:

In his first public response to the sanctions, Mr. Aquino said he had no plans to apologize, saying that doing so could create a legal liability and noting that China had not paid compensation to the families of Filipinos who have died in episodes there.

阿奎諾三世說他不會就人質事件道歉,這不是第一次。去年他在印尼峇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耍了香港一眾官員之後,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今次的新猷,是他說如果道歉先例一開,就會構成法律問題,又指中國既不陪償在當地遇害的菲律賓人,菲國也沒有理由對事件的死傷者作出賠償。

乍看上來,這番話很像很合理,但這其實是偷換概念而已。不論「中國不賠償,菲國也不賠」這種邏輯,是臭蟲論的體現,其實阿奎諾三世的用意,是將國民在海外遇意外而過身,以及國民在海外「因為在地國的政府失當」而過身,混雜一起以模糊外界的視線而已。

同理,他之前說區區一個槍手,不能代表整個菲律賓,所以政府不能道歉,亦是應用了同樣的模糊焦點技巧。當然,一國/一地之民眾去到另一個地方,不一定可以平平安安回家,他可能會遇上天災,亦可能遇上人禍,一個槍手門多薩,當然不是菲律賓政府指派,他可能挑著一個日本旅行團下手,又或者選擇一部載滿中國旅客的旅遊巴作目標。但是香港人對這宗事件的不滿,不是門多薩挾持人質,而是透過電視直播,看到了菲律實所謂警方突擊隊的無能,還有之後的研訊,所揭露的決策人員的無能,以及對事件死傷者家屬呼聲的蔑視。

如果單憑一句,一名槍手不能代表國家,所以不能道歉,就可以將事件打發掉的話,那麼就肯定是有人對其政府人員的過失,有意識地選擇視而不見、故意忽略的態度。

在此先岔開一筆,說說六十多年前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軍軍事法庭對曾帶領日軍,攻佔馬來亞及新加坡的日本將軍山下奉文作出起訴,理由是他要為日軍在二戰末期,於馬尼拉屠殺平民負上責任。雖然山下奉文在法庭上辯護稱,犯下戰爭罪行的部隊不屬於他指揮,而當時的情況亦未能令他可以傳達指令,去制止這些暴行,但法庭以他身為在菲律實的日本軍隊的指揮官為由判他有罪。山下奉文最終被問吊處死,而「山下奉文原則(Yamashita Standard)」--指揮官未有履行/故意不執行其職責,以控制屬下部隊,並導致後者犯下戰爭罪行,指揮官需要負責--亦隨之確立。

不說那次軍事審判是否合理,或山下奉夫的辯護理由是否成立,但是「指揮官責任(Command Responsibilty)」到現在,已成為判定戰爭罪行成立與否的一個因素。《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二十八條,亦有列出指揮官是否需要為下屬犯下戰爭罪行負上刑事責任的條件。

我舉這個例子,不是說阿奎諾三世犯下戰爭罪行,但是他作為菲律賓行政部門之首,而菲律賓行政部門,包括內政部以及其下屬的全國警察委員會,他是否應該為這些部門的失誤、失職、無能負責,或者至少作一個表態?他總不能說警方的無能,不代表菲律賓了吧?他要道歉的,不是為了槍手的行為,而是營救人員的窘態。

一報社評,兩種語言,兩種風貌

上星期江蘇啟東市民眾,不滿當地一間日資造紙廠的排污工廠而上街示威,期間有民眾衝入當地市政府。新聞不再在此詳述。反而令我有點興致重提「舊聞」的原因,是星期一《環球時報》一篇社評。如果大家在近數月,有留意鬧得沸沸揚揚的南海爭議、中菲黃岩島爭議的新聞的話,都會注意到《環球時報》刊登的強硬言論,不過星期一那篇談到啟東事件,還有月初在四川什邡民眾反對興建重金屬工廠的文章,又似乎與近日對於《環球時報》的印象有點落差。

但是奇又奇在。中文版的《環球時報》社評,被外國通訊社形容為「不尋常的溫和」,不過與此同時,在英文版的環球時報,都有刊載同一篇社評,但是效果就顯得咄咄迫人,我甚至會認為,矛頭不在於社評強調兩宗事件是啟動改革的契機,而是嚴辭警告「什邡-啟東模式」不能重演。再細讀幾遍,終於發現了所為何事--且看兩篇文章的比較:

原文:距什邡事件不到一個月,28日江蘇南通啟東市上演了幾乎完全相同的一幕。一批當地群眾為阻止準備建設的「南通大型達標水排海基礎設施工程」在市政府門前抗議,場面一度失控,政府機關被衝擊,主要官員被扒掉衣服羞辱,有車輛和電腦被砸。南通市緊急宣佈「永久取消」該項目,事件方得平息。

英文版:Less than a month since protests in Shifang halted a heavy metal refinery project, a similar incident occurred in Qidong, Jiangsu Province, Saturday. A massive protest was staged in front of the city hall against a pollution discharge plant. Demonstrators smashed government offices and stripped the clothes off a local official. The local government immediately announced it was canceling the project permanently.

原文:不排除啟東抗議者受到什邡事件的啟發和鼓勵,他們像什邡抗議者同樣激烈,並且同樣達到了目的,解決了問題。而啟東市政府也很可能汲取了什邡市政府先硬後軟的教訓,用「立即妥協」讓事件在較短時間內「軟著陸」。

英文版:The Qidong protest may have been inspired and encouraged by the Shifang incident. They both achieved the same result through extreme approaches. The quick compromise made by the Qidong government may also have been learnt from Shifang.

原文:然而啟東事件與什邡事件形成效應疊加,加劇了這樣的印象:政府的決策有問題,糾正問題最快速也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搞暴力示威。這些印象如果逐漸從點連成片,對中國的社會穩定將是災難性的,它會鼓勵人們拒絕相信政府,並採取激進方式實現利益訴求。

英文版:The two protests have together lef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fastest way to change a government policy is to hold a violent demonstration. If this model is copied widely, it would be disastrous for social stability. It encourages the public to resort to radical methods to realize its demands.

原文:「什邡—啟東模式」必須打破,決策再也不能僅僅是「領導拍板」了,民眾對決策的參與必須真正得到保障,再不能是走過場。這樣的決策形成後一旦遇到群體抗議,它也決非領導拍板就能立即下馬,它應當有能力在抗議面前堅持。

英文版:This model must be broken. Policies concerning broad public interests cannot be decided only by officials. Public participation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and not just as a show. Once decisions made through this process are met with mass protests, they cannot be immediately canceled by officials either. They should be able to resist the challenge. Whimsical decisions on a large project will only send the public a wrong message.

原文:從什邡到啟東,都在印證我們的社會裡有了某種對環境污染的恐懼,這種恐懼一旦被激發出來,就會形成不顧一切的破壞力量。今後涉環保重大項目都面臨非常脆弱的社會心理環境,如果「什邡—啟東模式」蔓延開來,將不僅僅是社會穩定的損失,中國今後的發展也將面臨空前挑戰。

英文版:The two incidents have shown the public’s deep fear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ce stimulated, it may lead to a disruptive reaction. In the future, major projects with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will all face a fragile social psychology. It’s not only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future economic growth that will be challenged.

原文:決策過程不合理,是什邡及啟東政府遭遇群體性事件時心虛的重要原因。上百億的項目說下馬就下馬,甚至對打砸等激進行為也不太敢依法追究,這兩個地方雖然歸於平靜,但對全國的示範效應非常壞。

英文版:Improper decision-making has weakened two loc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 ensuing mass incidents. Projects involv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uan in investment were halted immediately. Violent demonstrators were not held accountable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two incidents are a very bad example to the country.

原文:不能全怪兩個地方的政府,應對群體事件,全國目前沒有一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上升到法規級別的應對制度,那麼大的輿論壓力和當前維穩的硬任務同時壓向兩個小地方的政府,它們的應對只能是應急式的,很難「進退有序」。

英文版:The blame should not be shouldered solely by the two local governments. There is no clear policy or regulation on dealing with mass incidents. Choking under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ough task of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before the coming Party congress proved too much for two small city governments. Their desperate reactions were intuitive.

原文:目前全國對群體事件的應對都是各地政府隨機決定。各地政府總體看「讓步為主」,或者「一壓就退」,至少給輿論的印象是這樣。

英文版:Without a mechanism to deal with mass incidents, government reactions nationwide have been quite random. Compromise seems to be the most likely dec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face of massive protests. At least public opinion perceives this to be the case.

看到這裡,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即使英文版不是忠實度十足的Verbatim式翻譯,但都大致保留了中文原文的原意。但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英文社的《環球時報》社評,到此就告完結--換言之,英文版沒有將原文全面翻譯,而中文原版的最後三段是這樣的:

中國制度建設只能在不斷的碰撞中逐漸成型,最終促成法治的完善。一些老百姓上街,是因為不相信當地政府,不相信按正常渠道能解決問題。而什邡和啟東的這兩個項目這麼輕率地下馬,在暗示民間不信任是對的。政府必須從正確決策,加強與民眾溝通做起,這是遇到抗議時敢於堅持的前提。

公眾有訴求,訴求需要表達,這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特徵之一。給群眾表達訴求創造充分渠道,是避免矛盾激化,即使有局部矛盾激化也不可怕的保障。但願這兩件事成為做實中國民主協商制度的一個契機。

中國這些年社會經濟發展很快,儘管利益訴求在分化,矛盾多發,但國家大的政治穩定有堅實基礎。現在正是圍繞什邡、啟東這些典型事件做制度上認真改革的好時機,各地政府需要無事時有緊迫感,遇事時也不驚慌,只要真心為人民利益服務,人民是看得懂的。

缺少了最後三段的英文版,給我的印象是文章為什邡及啟東的政府說好話,但亦有同樣的篇幅,指出兩地民眾以暴力抗爭的模式,不可以在中國各地「開枝散葉」。我有點不明白,英文版為何要不保留有關改革的的段落:中文版給人的印象是各打五十大板,若果以內地中文讀者作為受眾去提出有關訊息,確是有其效用,但是作為面向全球的英文版,就有另一番的「風味」,其意旨/目的是甚麼呢?這對於關注內地傳媒,以及其報道風向的人,是值得留意及研究的題材。

毋忘


感謝choweggtart的製作

今年因工作關係,不能到維園。希望各位繼續.薪.火.相.傳,將歷史及記憶,延續下去!

附上連結:中文大學在一九八九年,製作的《對中國民運的認識與反省--資料選輯》,歡迎下載

上證綜合指數,開市2356.98點,收市跌64.89點,巧合?

讀《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上星期的《經濟學人》有一篇發自伊朗的報道,說的是當地最近上映一部電影,講述兩年前伊朗總統選舉後反對派上街抗爭的事兒。當然這樣的主題,是與當局的主旋律不合的,所以電影就是將英國的情報機關,描述成整件事的幕後黑手--英國與伊朗多年來恩怨甚多,這樣的主題才會對調。不過報道最末段說,上映這樣的政治電影,只會令人談論兩年前那場被當局操控的選舉,言下之意,就是政府拿石頭砸自己的腳.點燃民眾對當局的不滿而已。

這篇報道令我想起近日在讀的一本書。這本書叫《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3月),是在上海期間,於我重遊很喜歡的季風書園時買的。由於一直有讀《三聯生活周刊》的習慣,在本年第二期的雜誌,已經讀到當中一段書摘(秦曉:《四中往事》,2012.1.9期,114-122頁),結果當時雖在書園看中了不少書,但是最後只選了這一本來買。

《暴風雨的記憶》是多名在文革初期,於北京四中就讀的學生,對於當時各種事件的回憶文章編成的。其中一名編者曹一凡的簡介是這樣的:「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工作與生活變動,此后在中關村經營電子科技公司」;另一名編者黃其煦的簡介也很相同:「一九八九年后,至美國哈佛大學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訪學。現任職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眾所周知,「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就是中共對於八九年六四事件最輕描淡寫的說法。參與《暴》一書中的多名北京四中學生,部分因為六四事件,而令生活/工作出現變化,但是人物簡仲不能不提到時,也逼得要用這個形容詞。

這個情況,我覺得得伊朗那部電影很像:《暴》有不少人買來讀(我手上的版本已經第二印了),對六四有認識的讀者,當然知道「春夏之交」所謂何事,不知道的話,也想會被這個在顯要位置出現的字詞勾起興趣罷。雖然內地網絡審查從未放鬆(早前一度鬆綁,可查到六四,但最近又收緊了),但都是那句老話:愈禁愈引人好奇,只消在人的意識中種下了這股求知的意識,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六四畢竟是中共的包袱,總得要面對--正如《暴》的另一名編者、詩人北島在序中所說:「暴風雨過去了,如果連什麼記憶都沒留下,我們不僅愧對自己,也愧對我們的後代--所以有了這本書。」如果六四也是一場暴風雨的話,記憶不應只限只存於少數人的記憶裡,又或是話在口邊但不得說出來的喉嚨裡。

說回《暴》這本書。刻下我還沒有看完(看了四分三左右),不過我真的認為,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給各位一讀的書。書中各人對於文革時他們參與的事件,都有不同的說法,看著看著,就不時要回揭前面所讀的,看看同一件事件,不同的人會有如何的理解、記憶,對我而言,這樣的讀歷史才過癮,因為要將不同的角度及敘述對碰在一起,我們才有機會將事件看得更清楚。好像打頭陣牟志京所寫的〈似水流年〉,與劉輝宣的〈昨夜星辰昨夜風〉對比來讀「出身論」的前後,又或是秦曉的〈四中往事〉內的「西糾」,與王祖鍔(〈為爭取平等而鬥爭〉)及北島(〈走進暴風雨〉)的敘述與評價一起讀,都起著一種相互衝擊的作用,直教人想製作一張Timeline,將不同作者的敘述抄上去,那樣應該是很有趣的。

不過現時我認為,這本書的最大遺憾,是北京四中在那些年,有不少高幹子弟入讀,而《暴》中不少作者,都有提到當年也是四中學生之一的薄熙來,如果他也湊上一篇,以近期的連串事件而言,這本書肯定會大賣--又或是全部回收,然後禁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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