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 for July, 2012

近期《AM730》有兩篇文章，經常在Facebook之類的社交網站被人不斷轉載，一是小交的葉詠詩的〈香港人的修養哪裡去了？〉，二是李祖喬的〈港式理性〉。前者在七一遊行後見刊，後者是七一前的文章，不過受到的待遇，驟眼看來，有天淵之別。

葉指揮的文章一出，劣評如潮，看文章在Facebook轉載後，文底的一連串討論甚或罵戰，得要花不少時間及心機去看。正如這篇文章所指出那般，葉指揮只看到了當日報道七一遊行的新聞報道中，一名男子向當值警員「兜口兜面」大力吹哨子的一幕，而沒有究其原因，就輕率標上「不理性」的標籤。也得老實說，我是明白為何會有人好像葉指揮那般，對如此行為感到「嫌惡」，或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形容詞：「不舒服」。我相信，一般人看到這個情況都會認為，那名對警察吹哨子的男人，是存心在警員作出挑釁、意圖逞一時之快吧。

嫌惡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在作出這樣的判斷之前，亦需要了解一下事件的背景，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可能在較早時候，於崇光百貨門口動彈不得多時，也可以曾經與在場的警員有一些口角，等等；再遠些看，他也是一名被政府的連串問題，迫得忍無可忍，要上街宣洩對政府的不滿。這是前因。

但得說明，就此事例而言，即使「前因」多麼的強力，我不認同有關的「後果」。我亦不認為，這樣做會對達致目的－－譬如說，爭取普選、要求「狼振英」下台等等，有任何的幫助，反而是給那些不願究其前因的人，一個反對的理由。只是可惜，葉指揮在事件中沒有應有的思考，還扯上了聽音樂會的禮儀這些議題來成文，一來舉證失當，二來亦貽笑大方。至於有人在網上說，他的丈夫是警界中人，又或是她在國內有音樂事業，所以就有這樣的觀點，就顯得以背景論、出身論去作攻擊，亦是失焦矣。

的確，回歸十五年，香港仍然是亂七八糟，令市民的訴求顯得理直氣壯，但是透過類似七一遊行的形式，去展現民眾力量及宣示不滿外，我們又如何去爭持更多人－－尤其是好像葉指揮等、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是我在七一前後，感到鬱悶的地方。正如之前所說，「吹哨子男」的行為，在那些不願深究原因的人眼中，是徒添多一個反感的理由。我讀李祖喬的文章，即使同意文中對一些「自命」理性的人作出當頭棒喝，我同時亦隱隱感到，一股「我爭取民主／公義／反對政府」，所以我比你更「高尚」的思維在背後。這種帶 “I am holier than thou” 的態度，不僅帶點傲慢，亦對勸說更多人去支持爭取民主，沒有太多的幫助。

在這個地方，「理性」已經是一個遭到污辱的字詞。去指出此地不少人的「偽理性」可以理解。但是帶著睥睨色彩，去批評、嘲諷、恥笑不與他們為伴，上街爭取民主的文章，在七一前後，成為了主流論述，除了在勸說／爭取支持的效果很弱之外，亦很容易被站在對立面另一方的人，以一些似是而非、以糖衣包裹邪惡的歪理，去迷惑那班尚待爭取的人，在宣傳戰是下下之舉。我相信勸說的重要性，但是現時的民主派，不是有人太龜縮，就是有人以激進的手法行事，沒有「中庸」的那一派去做游說的工作，反而罵戰四起，這是我認為要感到可惜的。

我希望看到的是clash of ideas，給人在一個資訊齊備的背景下，作出一個選擇。或者我這種不合時宜的想法，會被人稱為龜縮主義，又或者形容是與建制派同路吧？

七一前夕，不得不令人為此城的新聞自由擔心。

《蘋果日報》記者，在採訪胡錦濤視察啟德發展區時，提出有關六四的問題，而被警察帶走問話。雖然聽起來那名記者的問題－－我得承認－－第一次聽起來，有點像意見的宣示多於提問，但是僅憑一條問題，就將記者帶走，是怎麼樣也說不過去。對，記者的工作是「扒糞」，提出的問題肯定會令受訪者感到難堪，但是這能否構成，警方聲明所「解釋」那樣，是「擾亂秩序」？恐怕是警方擔心，令領導人感到尷尬才是吧！

警方的行為，無理之極。還說他們尊重新聞自由、採訪自由？可別忘記去年「克強之亂」時的黑影事件！早前香港記者協會才公布，八成多新聞自由者認為新聞自由有倒退，經過六月三十日的事件後，相信認同這個說法的記者，只會有增無減。

新聞自由、採訪自由必須維護，且應不以機構的立場、受歡迎程度而有所區分。我這樣說的原因，是看到六月二十九日晚無線的十一時晚間新聞中，記者在九龍天星碼頭就風暴襲港進行現場報道時，遭人「狙擊」的事件。當時在天星碼頭做現場直播的記者，不止無線的記者，還有Now新聞台及有線新聞的同業，但是舉起「六四、七一遊行」紙牌的「路人」，只針對無線的記者，不少人的評估都是，是不滿無線新聞的編採取向－－尤其是三年前經歷「是旦男」事件後，現在再出現如此事件，實不難作如是想。

無線新聞直播遭人狙擊之後，在臉書、新聞組、討論區，莫不被事件的短片、截圖「洗版」。我看到的評語，十居八九都是幸災樂禍的心態。當然，我也會認為事出必有因，畢竟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無線新聞近年的編採立場，確有惹人非議、質疑及批評的地方，但是正如黃子華在其中一個棟篤笑中曾說過，香港人是很喜歡看人「仆街」的，在今次事件發生後，在那第一時間的「歡愉」－－我亦承認，我也有這樣的「歡愉」－－過後，我們亦應該想一下，當時兩人「舉牌路人」不斷逼向做直播的記者，試圖搶佔鏡頭，其本質與帶走《蘋果日報》記者的警員，實際也沒有太大的分別－－雖然他們不是甚麼有權有勢的人，不存在警權ＶＳ採訪權的對立，但是（無理）妨礙新聞採訪的性質，還不是一樣。

同一種事件，我們不應該親疏有別，因為在這個城市，親疏有別這四個字，早已被玷污。這是我就這兩宗事件的小小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