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 for October, 2012

「巴爾幹」這三個字，對香況人來說有甚麼記憶？除了在學校讀世界歷史，那幾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生的戰爭，還有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之外，還有甚麼？

如果是經常看足球的話，大抵都會知道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黑山等幾支，由原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國家的球隊，又可能是早幾天英格蘭U21隊，作客塞爾維亞後的「群毆」事件；如果大家還記得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科索沃戰爭等，那麼你對巴爾幹的認知－－我敢這樣子說－－比大多數香港人都要高。

幾天前友人在臉書貼文，還加上了我的標籤，題目是「國際事務〔向左走向加走〕（不明所指的人，煩請用google查閱相關的高登術語）注意」。文章是《蘋果日報》的訪問，說的是台灣記者張桂越創辦了一本叫《周刊巴爾幹》的雜誌。當時未有注意，後來周休那天先是在中環、後在旺角經過報攤，見到這本雜誌的創刊號有售，好奇之下就買了一讀，看看這本索價三十港元的雜誌有甚麼特別。

正如《蘋果》的報道說，「千萬不要期望這是沈旭暉理論分析的《國際關係研究月刊》，也不是張翠容努力『揭開衝突霧』式的採訪報道」，《周刊巴爾幹》就像是閒話家常般，說在這個地區的國家中所發生的一些事。如果對這本雜誌的期望，是一些很「硬」的新聞報道及分析，它肯定是顯得過分「軟」，但是平常工作接觸到的巴爾幹半島消息，不是衝突就是政治爭拗，或者是追捕上世紀末內戰的通緝犯的消息的我而言，《周刊巴爾幹》又確實帶來一點新鮮感：如果它的目的是要告訴讀者，巴爾幹半島不是一味只有打打打的地方，它是挺成功的。

不過我會認為，它定位有點「尷尬」的地方，正在於它閒話家常的性質。粗略看過了一次後再翻讀，《周刊巴爾幹》給我的感覺是，雖然從文章中可以見微知著，從這些生活小事去更了解巴爾幹民眾的生活現況，但是我會覺得還是太「軟」了點，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好像是缺少了點引發他們好奇的元素。就像是了說明了What後，Why及How的部分較少了一樣。當中有些文章，例如〈教堂裡加冕 教堂外仇恨〉及〈梨子村的女兒〉都是很好的文章，但是背景資料較少了一點，對一些對巴爾幹國家不甚了了的讀者，要認知為何有文中所說的情況，恐怕是有點困難吧。另一個比較突兀的地方，是它收進岑健勳的訪問，說早前的國教科爭議，雖說這本書是有香港代理，也可能是顧慮到要在本港「銷紙」的問題，不過對比全雜誌的主題，就顯得格格不入。

《周刊巴爾幹》是周刊，在台灣已經出版了三期，香港暫只有第一期。不過看著它以周刊的形式出版，加上它定位如此「小眾」，我實在有點擔心它能不能長期持續。張桂越說「不是周刊怎麼會有新聞感」，但是「新聞」－－在這本雜誌而言－－的定義，是要爭分奪秒，非即時出版不可的消息，還是可以讓它先沉澱，再發酵，然後報道的「通訊及評論」？如果屬於前者，早前《新聞周刊》宣布年底停止發行印刷版的決定，就再次宣告了周刊大雜薈式新聞雜誌的死刑，因為它們論快，不及網上媒體；論精，亦不及其他刊物。以此而言，我不會將《周刊巴爾幹》的報道內容，列為非break不可的即時重要新聞。況且，做得出色的新聞月刊亦不是沒有，好像《大西洋》就是一例。

再者，《周刊巴爾幹》每期賣三十港元，定價不算低，折合一算，每個月要花一百二十元來買，像我這種既有興趣，亦有工作需要的人，當然是樂於掏腰包支持，但是對於一般讀者，是否需要每月四本的頻率及價格呢？我敬服張桂越的勇氣，但從市儈得不行的角度出發，我會認為《周刊巴爾幹》會很艱難經營－－但願我在這此刻的評論是錯的，否則就失去了一本這樣有趣的雜誌了。

延伸閱讀：主場新聞－－追夢人：張桂越與周刊巴爾龫

在學校學習寫作及辯論訓論中，其中一個經常出現的教條，就是立論時用來據之以立的理據、資料，必須符合事實，否則即使提出的論點如何理直氣壯，到最終還是站不住腳的。讀今天（周六）《蘋果日報》李怡的署名〈蘋論〉，真猶如一盤冷水淋在頭上，再提醒我這個道理。文中提到：

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香港救災體制本來就相當完備，有災難發生，所有救援機制都自覺啟動，誰要中央關心？哪裏需要中央指示才有動作？等你救援船來到，人已救得七七八八，根本幫不上忙。1996年嘉利大廈大火，港督彭定康第二天才到現場，記者問他何以姍姍來遲，他說：「當消防員正努力撲救大火的時候，我來這裏對救援工作並無幫助，只會影響消防員的工作。」

段首的確說得不錯。觀乎十．一南丫島撞船慘劇，還有李剛之流的「突兀表態／公布／致哀」（天，事件中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喪生，不是在從在現場的警消，亦不是在海怡半島碼頭救人的人員，亦不是各間醫院的消息，而．是．一．個．中．聯．辦．主．任！），確是正如這篇論到，「觸動了香港人的神經」。不過一九九六年嘉利大廈五級奪命大火發生時，時任港督的彭定康，是否在第二天才到現場呢？這段在YouTube、錄下了九六年十一月廿日新聞報道的短片，可以完全推翻李怡的說法。

李怡錯引資料，這次不是頭遭。四年前的艷照門事件，亦有類似的紀錄。對於這個狀況，從好的方面、或基於疑點利於歸於被告的角度出發，是這次這名報界前輩一時手誤，但是一份報章的評論，即使署名也好，並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不然的話，我認為是很危險的），除非是很多人同時「看漏」，否則如此令人失笑的錯誤，按道理不會發生。若從壞心眼出發，就可能得出這名前輩，為了擁護一己之觀點，也得要無視一些事實，而去創這一些「資料」去作佐證。但願這次是前者吧。（不過我曾說過，對於李氏的文章，擲紙而嘆的次數，比擲筆而讚的次數多，他的作品早被我列入「得啖笑」系列了）

亦順道說說，十．一海難發生以後的一些感受。

十月四日（周四）哀悼日之前，曾看到一些責難，指為甚麼事件既然在十月一日晚發生，十月二日早上已經確定，事件死亡人數由清晨的廿五人增至三十六人，衰悼期還要「遲」至十月四日才開始。這令我起了一點好奇心，想知道這十幾年以來，但凡大型天災、意外、甚至人禍等，我們有沒有要搞官方哀悼期的「傳統」。

正因為此，我找了一個下午，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翻看一九九六年嘉利大廈大火後的剪報（不過處理那些微縮菲林機，真的是令人焦頭爛額），看了當時的《南華早報》、《明報》及《星島日報》，找不到當時有官方下半旗、設弔唁冊之類的舉動，反倒是彭定康之後出席立法局的答問時，有全體會前默哀的安排。之後的二零零一年九一一襲擊、零三年七月九巴巴士於屯門公路墜下意外、零四年的南亞大海嘯、零八年五月的旅遊巴於西貢公路翻車，亦沒有類似的安排。設有哀悼期、官員率眾默哀、下半旗及設弔唁冊的安排，應該是從零八年汶川地震時開始。之後一零年的菲律賓人質挾持事件，亦有類似安排。

時機方面，零八年汶川地震的哀悼安排，緊跟內地，同在五月十九日舉行，當晚的幻彩詠香江亦暫停。至於一零年的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則在事件發生後第四日（八月廿六日）舉行哀悼日，不過幻彩詠香江就早在事件翌日暫停，並在之後的兩日繼續停演。

設立哀悼日是否要「即時」，或在事件發生後一兩天就要舉行的問題，我實在不懂回答，不過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或者各位可以討論一下：我們為甚麼要執迷於一個官方儀式？難度沒有官方牽頭，就代表我們不哀悼這次海難的死者？有關的責難，是不是我們對於這個政府不滿的投射？我們一方面批評，這個政府事事要看中央，甚至是質疑是不能在國慶節假期搞哀悼，但是我們這些哀悼儀式，形式、過程與國內的並無分別，為甚麼我們要拘泥於這種當局的八股？

至於梁振英在事發後，去海怡半島碼頭視察，亦有人批評是「阻頭阻勢」的意見，亦令我想起文首提到、彭定康去嘉利大廈大火現場視察的事件。當時亦有人責難，彭定康視察救援後，亦有人批評他是妨礙救援人員工作。重大事故發生後，領導者到現場視察可以理解，不過以大眾－－尤其是網上輿論，及部分網上輿論領導者－－對於這名特首的觀感，恐怕是去不去、甚麼時候去，都會惹來批評吧。但是撇開梁振英在李剛身旁當「副官」的那一幕不論，我倒覺得，這次當局的處理，沒有值得大肆批評的地方（有人質問當晚煙花應否取消，我會認為這是太吹毛求疵了）。

互聯網世界，事事求快，事件要「即食」，發表意見要「即時」，最怕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但是一味求快的同時，我們也看來忘記了，評論前要將所有因素、背景、各方理據都一併加以考慮的要求，總之最緊要旗幟鮮明－－那怕是個人偏見掛帥也好。只可以說，要堅持評論要公道的一套，在這世道是不合時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