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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粒之名從何來?

Alan.Mak

放在正文之前的後記:讀者留言告之,星期六貼文時的圖片,誤將張敬龍的圖片當成Alan Mak,已更正,並為此烏龍致歉。Mea culpa!

英國大選完畢,看似塵埃落定,但是留下兩個有趣的問題--其一是為何大批傳媒,會給予選上議員的華裔保守黨候選人Alan Mak(上圖,前排中)「麥大粒」這個名字,連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也要澄清「我沒有中文名字」。當我看到有關報道時,心裡浮現的第一個疑問,是為甚麼名字會那麼醜,第二個疑問是,如果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那麼誤會的源頭是甚麼呢?

正因為此,在網絡做了一點調查,見到台灣的風傳媒,引述前引的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說,「麥大粒」這個名字是多間香港傳媒使用的,再順瓜摸藤一下,見到台灣批踢踢的鄉民訕笑香港的傳媒,也就不奇怪了。不過小弟好歹也對傳媒這行有點認識,認為此地傳媒不會貿然將一個只有華文譯音姓氏,加一個外語名字組成的姓名譯成麥大粒的,慣常的做法是叫他到「麥艾倫」之類,還要加上「音譯」的附注,以告訴讀者觀眾他們不能確定他的華文名字。

當然這可能有例外,前提是本地傳媒撰寫有關報道的人士,曾經親口問過Alan Mak本人有沒有中文名字,又或者看到其他傳媒,以一個很確定的語氣指明Alan Mak就是麥大粒。Alan Mak進入本地傳媒視野,是近數天的事,好像是「畸寶台」及「現在台」,以及方向報系兩份圾章,都是在五月六日才對華人參選今次英國大選的情況作出報道,並不約而同地都提到麥大粒,綜觀畸寶台的報道現在台的報道,都直接將Alan Mak叫成麥大粒了--看來這個譯名的由來,像是第二個原因多點。

於是求助於新聞數據庫,看看有沒有頭緒,給我發現台灣的《聯合報》在五月六日,也有英國華人參加今次大選的報道--而在五月六日之前,無論是中國、台灣及香港的傳媒(以資料庫所涵蓋的範圍計),都未有提及過「麥大粒」的名字。找回當日《聯合報》的報道,也是斬釘截鐵的說Alan Mak是麥大粒,但嚴格點說,這不是《聯合報》的原創報道,而是轉載同一報系、在美國發行的《世界日報》的文章,再看看《世界日報》的報道,這次可找對了,因為這是蕭姓記者親自採訪、拍攝的報道,還要是在五月四日發稿、五月五日於世界日報見刊的。

「調查」到此,Alan Mak變成麥大粒的過程,很可能是這樣的:

五月四日-五日:《世界日報》記者訪問完Alan Mak後發稿,將這名字叫成「麥大粒」;
五月六日:屬同一報系的《聯合報》轉載文章;
五月六日:香港的電子傳媒發現有關報道,報道華人參選情況時,也稱呼Alan Mak為麥大粒;
五月五日-六日:方向報系可能因與聯合報系有合作關係,早在五月五日已收到《世界日報》稿件,而在五月六日有相關報道;
五月七日-八日:Alan Mak當選議員後,兩岸三地傳媒當然關心華人參選情況(難聽點說,是愛攀關係),而Alan Mak也發現有個奇怪的中文名時,就要特地澄清沒有中文名字了。

不知道《世界日報》的記者訪問Alan Mak時,是否有向他本人求證有沒有中文名字,但是隨後的事情發展,就顯示了傳媒其中一個做法,就是見到同行「很像」查證、確定了一個英籍華人的中文名字後,就照用如儀,其他跟風的媒體也照用不誤,但當源頭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的話,就會出現其他人一致錯下去的情況--這就是所謂Blind trust。不過這個情況,以往不是沒有發生過:去年意大利名指揮阿巴多去世後,也曾發生過通訊社誤發另一意籍鋼琴大師波里尼的照片,結果全球不少傳媒也一起烏龍的趣事,吾友朱振威也曾撰文記之

當然,這個調查結果還是很粗疏的,其他人可能有更透徹的觀察。

五月十日更新

友人告知,原來星島日報歐洲版,在三月報道地方政府大臣白高志,出席英國保守黨華人之友的春茗時,就有提過「麥大粒」之名。

至於這是不是源頭,以及《世界日報》記者據此引述麥大粒之名,真的是莫宰羊了,就讓我們將這個尋找源頭的遊戲,繼續玩下去吧!

今次大選另一個焦點,是所有選前民調機構集體搞錯,令人人原本以為保守黨及工黨叮噹馬頭,但最後卻謬之千里。不過其中一個有份進行民調的機構,卻在選後承認,他們在選前一日所做的最後民調,其實與選果結果相差無幾,但是卻沒有公布,如此做法是不想自摑咀巴,還是不想落同行的面子而沒有出版?不過機構承認,正因為最後民調與之前相差太大,他們最後退縮,也可以說是民調研究的一次經典案例了...

觀《沙漠梟雄》怪譚

英國導演大衛連《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 1962),一直都是我最喜愛的電影。去年是這套作品的五十周年紀念,Sony將它進行8K數碼處理,又出了藍光版影碟,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就引入了新版兼只影一場,當然不能錯過--畢竟,在電視、DVD(我買的是二零零一年的第一版)及藍光碟,都已經看過多次,但是在大銀幕「朝聖」,這可是第一次!

今日(周六)觀影過後,不打算再寫這套電影有多「神」,還有當中的分析--友人早年寫過,值得一看--不過看罷的即時反應有三點:

一.新修復版真的太強大了,很多在DVD版看不到的細節,都清晰展現出來;
二.怎麼這套大作變成了搞笑片?!觀眾由頭笑到尾;
三.中文字幕真.的.譯.得.爛.透.了!

對於第二點,或者是我覺得《沙漠梟雄》太偉大,需要帶著一副虔誠的心態去看;又或者是我看過太多遍,早已對當中的對白滾瓜爛熟;又或者是我太感覺遲鈍,但是我真的搔破頭皮,也想不到觀影時眾多觀眾的「笑位」,有甚麼好笑的理由。在旁的友人甚至怒稱,這是她過去十年,觀影四次中最糟的一次經驗。無論如何,這個情況可以列入觀影怪譚。

反而是第三點,是我最想談的。我在入場前對友人說,不知這次《沙漠梟雄》新版,會不會有一個新字幕;而在電影播放前,螢幕也特地打出鳴謝利希慎基金會,贊助今次播放字幕的字句。當時我心想,應該會是新譯的字幕吧,但是由勞倫斯出車禍去世後,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的追思會那場開始,就看得我「唉」聲連連,甚至在播完後對友人說:我要殺掉譯字幕的那位仁兄,因為當中太多不能接受的錯譯,換個大陸的說法,就是「硬傷」太多!

不妨借此文舉幾個例(因為太多!):在聖保羅大教堂的一幕,Brighton與牧師對話時,牧師問了一句: “But did he really deserve a place in here?” 字幕變成了「他...值得葬在這裡嗎?」這是想當然耳的錯譯,因為只看到勞倫敦的銅像,就以為他葬在教堂內,但只消在網上找找就知道,勞倫斯死後不是葬在聖保羅大教堂的。

在教堂外,有記者追問幾個人對勞倫斯的評論,第一個找的是艾倫比將軍,他的回應是:

What, more words? The revolt in the desert… played a decisive part in the Middle Eastern campaign.

當中 “revolt in the desert” 一句,經由這位不合格的翻譯,變成了「沙漠的叛亂」。或者正確點說,但凡電影中有revolt這個字眼,都通通變成了「叛亂」,但是正如老話說,歷史是由勝利者去編寫的,對於英國人,或者勞倫斯領導的阿拉伯人而言,這場revolt是針對土耳其人(正確點說,是鄂圖曼帝國)發起的,所以不應是「叛亂」,而是「起義」!

同樣不加思索/推敲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勞倫斯與Ali,爭論在陸路進攻阿喀巴時,勞倫斯提到土耳其人的布防:

Yes. There are guns at Aqaba. They face the sea, Sharif Ali, and cannot be turned around. From the landward side, there are no guns at Aqaba.

“Guns” 這個字,在這裡全部譯為「槍」,但是譯者大概沒有想過,如果是一般能拿得上手的槍,即使是來福槍也好,手槍也好,又怎麼不能「轉向」呢?甚實這裡所說的Guns,就是指土耳其人用來對著大海的「炮」(之後進攻阿喀巴時,就見到那支 “Gun” )--亦因為此,在此幕之前有人說到「土耳其人有12-inch guns」,就鬧出了「十二吋口徑的槍」這個笑話!還有,Ali的尊稱是Sharif,但是譯者就當然是Sheriff般譯,結果變成了「阿里長官」...唉!

功力不足,那就算了。但是這位電影字幕的譯者,在很多地方的翻譯出錯,甚至令我質疑,他連基本理解的能力也欠奉。好像是勞倫斯初入貝都因人之地,他向Brighton自我介紹時,說是 “seconded to Arab Bureau”,這不代表勞倫斯是「阿拉伯局的人」,而是他奉命派遣到阿拉伯局工作;又或者是勞倫斯帶著他的「保鏢」時,阿里問他:

(Ali) There is not a man without a price on his head.
(Lawrence) There’s a price on my head too.

所謂 “price on (someone)’s head”,就是指他是被懸紅通緝的。但令我驚訝的是,是譯者可以硬譯成「他們頭上都有價錢」,這未免太令人震驚。之後勞倫斯與一眾阿拉伯人,將土耳其士兵殺個片甲不留的一幕,有一句很出名的臺詞,就是 “no prisoners”,在01年的DVD版,就譯為「不留囚犯」,當時讀《明報周刊》,就有專欄作者批評這是錯譯,這個錯誤在今次的翻譯中也有出現,但是只出現了一次,因為之後就改成了「全部殺光」,這個前後翻譯不一的情況,也令我感到奇怪--但我還是認為,將 “no prisoners” 譯為「不留活口」比較好一點。

但以下這個才是令我最震驚的:

Take the honour, colonel. Be a little kind. As a colonel, you’ll have a cabin to yourself on the boat home.

本來對話的意思,是陞任上校的勞倫斯,在坐船回英國時,可在船上可以有私人房間,不用與其他下級士兵睡統艙,但是...字幕竟然出現「你在家中的船邊會有一間屋」(大意如此)...只可以引用周星馳電影中家傳戶曉的一句對白,就是「而家...我.要.爆.啦!」。那一刻我真的(不是說笑)很想在場內慘叫!

我真的思疑,譯者不是香港人而是台灣人,因為他將大馬士革的city council可以譯為「鎮公所」,還有水利局之類的稱呼,都是台灣人稱呼他們行政、公共事業單位的叫法。附帶一提,將大馬士革這個大城市「降格」為「鎮」,也是明顯理解錯誤的例子之一。其實,字幕由香港人、大陸人、還是台灣人譯,我不會介意,但是這次《沙漠梟雄》中文字幕錯譯之多、程度之離譜,真的完全將這部新修復電影的觀影經驗完全給破壞了。我以為近期看電影,將大使/大使館「降格」到領事/領事館的翻譯已經夠離譜,不過今次的程度--容許我不客氣地說一句--是徹頭徹尾的不.能.原.諒。

或者來一個爛gag作結尾:大衛連的《沙漠梟雄》breathtaking,但是字幕真的是take my breath away!

被誤解了的杭思朗

登月第一人Neil Armstrong去世,又再有不少討論,研究Armstrong這個姓氏如何譯。《蘋果日報》及《東方日報》都譯為「杭思朗」,亦有電視台譯為「岩士唐」,當然亦有人質疑,為何不譯為「阿姆斯特朗」。今天(周一)的《明報》有這樣的報道,解釋了我多年以來的疑團:

1969年美國登月後,中大校外進修部和亞洲基金會、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曾合辦題為「登月新聞翻譯之商榷」的研討會,會上決定成立工作小組,編纂《登月專門術語詞彙》,《詞彙》把Neil Armstrong的譯名列出兩個,一是阿姆斯壯,一是杭思朗,是唯一有雙譯名的太空人。編序提到,由於「要顧及已經習用的情形,因此有些術語是有兩個翻譯的」。阿姆斯壯的普通話發音,較貼近英文發音,至於杭思朗這個文雅名字,相信應屬當年傳媒人「習用」。

一見「中大」二字,我就猜想「杭思朗」這個名字,會否與ESWN網站宋先生的父親宋淇有關。在「大城小編」網誌的這篇文章,證實了我的猜想:

但宋淇先生是否與太空人譯名毫無關係?卻又不是。有一點有趣的資料值得注意。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中大校外進修部和亞洲基金會、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合辦題為「登月新聞翻譯之商榷」的新聞翻譯研討會,會上並決定成立工作小組,編纂《登月專門術語詞彙》,供從事翻譯工作者及其他人士參考。
同年十月,《詞彙》編印完竣,內容包括登月之技術名詞、月球地理及太空人名單,以供傳媒在十一月太陽神十二號登月時應用。
編輯小組由六人組成,《讀者文摘》中文版張復禮、《今日世界》張同、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孫述憲、亞洲基金會袁倫仁,以及中大校外進修部主任賴恬昌和宋淇。

在工作的場所與同事聊起這個話題,我想起家中所收藏的一些《讀者文摘》中,有一篇是該雜誌節錄了在太陽神十一號登月任務中,與杭思朗一起登陸月球的艾德靈(Buzz Aldrin)的回憶錄。回家一找,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書摘,題目是〈征服月球〉(頁116至144)。但當中他們用了另一個譯法「阿姆斯壯」--正是前文所述《登月專門術語詞彙》中Armstrong的第二個譯法。我還以為他們是譯杭思朗呢--但這是題外話了。

但令人驚訝的,是看到不少(應該是很後生的)人,竟然質疑「杭思朗」是亂譯,甚至張冠李戴,以為這是跟了大陸的那一套,還冠以「共匪」之名。這實不能怪太多。我在這裡已不止一次說過,出來做事這些年來,見到人譯人名都只會懂找《世界人名翻譯大詞典》之類的工具書,只懂機械式的將字詞拆骨,還要是只跟普通話的那一套,結果在以廣東話為主要口頭語言的我們看來,就是佶屈聲牙,美感全無。不過沒甚做功課就出來亂「吠」,實在太令人見笑矣。

但是總得要堅守一些以往已有的專有名詞、人名的譯法。不過這又牽涉到記憶、進入一般受眾思維的範圍。舉個例子,Audrey Hepburn這位名伶,我們仍然會不假思索,會叫她「柯德莉夏萍」而非大陸的「奧黛麗赫本」,是因為她的曝光率仍然夠高;同理,因為「杭思朗」這名字近年已不多見(他本人亦極低調,少有出席公開活動),以致這個字用不著。像《蘋果》、《東方》及《明報》等報章會堅持用杭思朗,大概是因為這些機構仍有不少在報界縱橫多年的人,可以及時糾正譯為「岩士唐」及「阿姆斯特朗」的「錯誤」吧?

這又從旁確了立了一個事實:翻譯經驗的確是要累積的。我出來做事不久,遇上牛津大學前校長Roy Jenkins去世的新聞,當時受命譯這篇新聞,我天真地在人名詞典找來了「詹金斯」(或類似)的譯名,不過上司忽然靈機一動,想起好像Roy Jenkins曾經在戴卓爾夫人的政府工作,於是找來了資料部的同事去查,原來當年英國的外交機構有為他起了一個中文名字「曾健士」。這個故事我一直記得。

在鄭仰平的文章集《不在香港的日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一零年)中,其妻耿燕在序文中(這裡有節錄版)說:

大家都知道,成為一個優秀傳譯員的年紀不是二十幾歲、三十幾歲,而是五十幾歲。因為同聲傳譯不止需要速度,更需要經驗、豐富的知識,對文字、歷史、政治及經濟等各種問題的成熟的判斷和理解。(頁xxxviii)

不論同聲傳譯這種極高難度的技巧,一般翻譯又何嘗不是呢?不過她也在文中感慨道,四十歲以內的香港人大多不知道鄭仰平這號人物,看到有年輕人質疑「杭思朗」是錯譯是,其實也不是同出一轍麼?只可以強作樂觀的說一句:「恭喜你,你還很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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