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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刁!

這是一篇遲來的文章。

早幾天上班時(對,我的工作是沒有公眾假期概念的),留意到收費新聞台以下這一則新聞

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近日鼓吹「袋住先」的黃成智,在港台的節目中說到,「如果否決了政改,梁振英很可能會再當選」。這個有著因果關係的敘述,大抵離不開在三月初兩會期間,同樣來自收費新聞台、來自「北京權威人士」的一番言論的新聞:

不論這段「放風」是否可信--在報道播放以後,不少公眾人物都紛紛表示意見,好像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曾經形容,有關言論是「摑中央兩巴」,甚至「驚動中聯辦」(《明報》三月十日A3版)云云--但是這位權威人士的言論,確是值得拆開看看:

一.政改不通過,在原有選委會制度下,梁振英連任機會極大;
二.〔一〕成為事實後,梁振英會在第二個任期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三.權威人士雖沒有說明,但他/她放風想取得的效果是,若要避免〔一〕及〔二〕發生,泛民需要支持政改。

正如曾鈺成其後所言,有關言論是將梁連任及廿三條包裝成「禍港」,即使不少民眾是這樣子看,但這絕不可能出自自詡接近北京權力核心、代表中央放話的人的口。就算它確有事實根據也好,但是大家好像也忘了當日收費新聞台的另一句:

...中央為了顯示社會的穩定,一直希望回歸後,出現一個特首可以完成十年的任期。

邊放風說有「刁」做,但是另一邊廂說中央希望出現一個可以做足十年的行政長官,那這不是自相矛盾麼?但是之後延伸的討論,都好像沒有覆蓋到「首個十年特首」這一點,直至前幾天的黃成智上電台的言論,仍是如此。不幸的是,「首個十年特首」對中央來說,是比通過政改更重要的任務,因為論資排輩,連續三個特首「死於非命」做不足十年,一定比政改不能通過更加嚴重,是面子悠關的大事!所以那次北京權威消息人士是如何亂掰也好,十年特首的目標,卻倒是真的。

既然如此,「刁」並沒有存在的必要,就算是通過改政,梁振英只要出來選,都可以篤定會當選,因為掌控提名大權的人,並沒有自由意志可言,只有「跟車甚貼」的本事,在十年特首的硬任務下,拋出來給選民的人,又怎麼會比梁振英好?難說要推近來表現甚高調的鄭耀棠之流麼?

所以說,黃成智仍是要嚷「袋住先可去陸捌玖」的言論的話,恐怕是太天真太傻了。

但從側面來看,這個交易如果成立的話,也確是很誘人的。這亦印證了即使概念如何不堪、如何站不住腳也好,只要有幾個人以其權威為此背書,也可以好好包裝,再經過傳媒放大、傳播、討論後,很容易植入人心,成為最dominating的論述。

這令我想起近日有關訪港旅客人數減少,眾人討論原因何在的報道。先是董耀中在電台放話說,反水貨客的示威,是令遊客裹足不前的主因,之後就到梁振英接力,說反水貨客示威是訪港人數減少重要因素...說到此,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這不是「圍威喂」式的舉證麼?

不諱言反水貨客示威會嚇怕一些內地遊客,但是一味只顧將遊客減少的責任,推到反水貨客示威者身上,只是選擇性地遺忘更多的因素:港元隨美元強勢、外圍經濟、甚至我們不願意面對的事實:香港根本沒甚麼吸引人的地方。這些的研究、討論,董、梁之流不會做,因為他們求的是一隻代罪羔羊--一隻在經濟進入不景氣時,可以將民眾不滿,轉到反水貨客示威者,以及延伸至佔中人士身上的羔羊。尤其是近日市面開始少了遊客、更多地舖丟空待租,甚至有酒店將會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時,預先製造矛盾,何其好用!

但正如不少人指出,澳門在中央眼中堪稱階模,但是同樣也有遊客下跌的問題,就算香港很想模仿的新加坡,今年首兩個月的遊客也少了百分之五,難這香港的反水貨客示威,威力有這樣強嗎?恐怕背後的原因,還不就是中國的經濟開始出問題,加上大力反貪反腐,令人不敢再大模大樣大把鈔票的消費吧--這封難得坦白的信件,正好說明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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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傳媒吸收別人的主張,在決定盡信前,不妨自問一句:這是真的嗎?論據站得住腳嗎?

「圍威喂」的所謂舉證

電影《潛行兇間》最令我著迷的,是它說出一個可以在你不知不覺之間,植入一種意念、一種想法的做法,之後它就會自己萌芽、長大,令被植入意念者視為己出。當然電影說的是虛構故事,但是現實有些人,不需要偷偷在大眾的腦海中植入他要你所想的東西,而是透過虛實不分的言論,慢慢引導眾人的意見。

說的是操控語言技巧甚為出色的特區政府領導人。今天(一月十三日)他在行政會議之前說

「...過去大半年大家可以看到,已經被人公開的一些材料是相當多,我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對這個問題關心的話,都能夠自己詳細去看看這些公開了的文件。這些公開文件,似乎有關人士並沒有否認這些文件的真實性。香港社會對這些問題應該關心的,外部勢力插手香港本地的政治問題,包括「佔中」這種違法、大規模的一些群眾事件,應該引起社會關注。

記者:那即是有沒有甚麼確實證據呢?如果這樣說。

行政長官:大家可以就已經公開的材料,大家可以看看,似乎這些已公開的材料在社會上還可以引起大家進一步的注意。

這不是特區政府領導人第一次提到「外部勢力」這四個字。它的頻率是每月一次,如果套用台灣PTT鄉民的用語,這可堪稱「月經文」,以下為數例:

...就外部勢力參與香港的政治活動,包括剛剛被清理的佔領行動,這個我過去已經說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有進一步的披露。至於『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方針,已經在一九九○年經過五年起草和諮詢之後頒布的《基本法》,用法律條文的形式來規定。《基本法》一共有160條涉及到方方面面,由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香港的政治體制、居民的權利義務等等,這160條都是法律來的,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會根據法律來去落實『一國兩制』。而特區政府過去一直都不遺餘力,向香港社會推廣《基本法》,希望大家都能夠透過認識、全面地認識《基本法》的內容,來一起落實好我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謝謝。」(16/12/2014PDF版

「記者:特首,你之前說佔領行動其實是有境外勢力介入,但奧巴馬和習近平會面,奧巴馬說美國沒有涉及其中,想問其實你所指的境外勢力是甚麼境外勢力?有甚麼證據?

行政長官:這個問題我答過很多次,香港作為我們國家的其中一個城市,同時作為一個長時間以來高度開放的城市,一直以來,外部勢力在香港是存在的,而我是對外部勢力參與香港有關運動或者活動,我是有責任知道,需要有這樣的認知的。

記者:梁生,那會不會提出你的證據,即是譬如說會否已掌握了一些資料證明一些外國勢力正在影響香港政改?

行政長官:這個問題過去亦答過多次,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用適當的方式來披露的。」(12/11/2014PDF版

「...外部勢力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同時亦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城市,一直以來,不單是今日,一直以來,香港所處的國際環境是相當複雜的,我相信香港社會對這個問題是有一定認知的。我那一天回覆訪談節目主持人的那個提問時,我是有說過,在「佔中」這個問題上是有外部勢力參與的。這個並不是我的一個猜測,我是有責任知道這些事情,我作為政府的負責人是有責任知道這些事情。至於是否要舉甚麼證據出來,在社會公開這些證據出來,我相信任何一個政府在知道這些事情時,都要面對、都要處理。至於應該怎樣披露,或是把這些證據拿出來,我看在適當時候,我們會作適當考慮。」(21/10/2014PDF版)

大家可留意到甚麼?特區領導人在佔中期間及之後的發言,都是斬釘截鐵地說,政府會在「適當時候」,以「適當方式」,作「進一步的披露」。不過他今天的發言呢?這些字眼已經絕口不提了,反而是叫我們去看一些「已經公開的材料」。

已經公開的材料是甚麼?如果政府未有披露材料,那何來已經公開的材料?收費新聞台說,所謂公開的材料,是他在之前一日出席一個新書發布會時的談話--不過這個談話,只限某幾個臣服於一貫光榮、偉大、正確的組織,只看主子辦事的傳聲筒來「採訪」,連公開(open to press)也談不上。另一個重點,是這個談話的「材料」,其實都一早報道過:

「...他又引述去年10月28日被曝光的電郵紀錄指,『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前年一月發表文章,揚言『萬人佔中,癱瘓中環』,以此為『核彈』脅迫中央;到了三月,很多人開始向戴『埋堆』;五月起,戴收到捐款,並陸續以匿名方式向港大捐錢,當中三張合共130萬元的捐款,是前年五月十日於滙豐銀行觀塘分行購買的本票,包括用於民研計劃電子公投系統的80萬元。

梁振英續引述公開資料指,半年前『壹傳媒股民』爆料,壹傳媒前主席黎智英多年來捐錢予反對派政治人物和政黨,合共5700萬,都是經過滙豐銀行觀塘分行發出本票...」(太公報,13/1/2015

這些「鐵證」、「材料」,是否真的經得考驗,相信各位自有公論--但我老實的說一句,如果你認為這是真的話,那麼你的智商及思考能力實在很有限。不過就算當真的也好,這對當初有人信誓旦旦的說,會在最後公開材料揭穿他人真面目的言論,無疑是前言不對後語,因為對方現在說叫人看看已經公開的材料,不但只是引述、引用,而不是主動的「公開/披露」,而且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這樣的「證據」更是犯了偏聽、不經查證的致命錯誤。換了是在嚴謹的學術界,而這是作業、論文的話,就已經可以打零分退回重作。

當初說佔中是外部勢力參與的人,不外乎特區政府領導人,和幾個根本沒太多人看沒太多人會信的「傳媒機構」(說它們是傳媒,真是侮辱了在佔中期間堅守崗位的傳媒工作者!),所構成的無限循環是:

傳媒「指稱」佔中是外部勢力介入>特區政府領導人說有公開材料顯示佔中是外部勢力介入>傳媒下標題:特首:佔中是外部勢力所為>特區政府領導人說,外部勢力介入佔中,愈來愈多「證據」...quod erat demonstrandum,證迄。

這不是一夥自己人「圍威喂」自我吹捧麼?想當年小布殊派鮑威爾到聯合國安理會,遊說安理會成員國投票支持出兵攻打伊拉克,好歹也做戲做全套,拿一支裝滿粉的試管說明(如果)薩達姆有炭疽菌會有多危險,但是現在政府連舉證,那怕是一支裝模作樣、連煙也不會冒出的Smoking Gun也懶得去做,只懂鸚鵡學舌,將證據薄弱得可笑的所謂指控當成實證!

當然,心水清者不會為此所惑。不過他們說這堆話的對象不是我們,而是一大群不太願思考的市民。這些話只需重覆數次,就能做出很像很多人在說同一件事的假象,再加上說這些話的人的「權威」,而賦予些許可信度(對這些不太思考的市民而言),就輕易營造「佔中必是外部勢力介入所致」的結論--即使這些話如何似是而非、荒誕無稽也好。在此情況,不用《潛行兇間》式的進入潛意識,也可以將佔中由外部勢力發動說法,在各人腦海中萌芽了。

現在不少香港人懶得思考,才被為政者以語言偽術操控思考,引導民眾的思考到對他們有利的境地。如果香港最後淪喪的話,不只是弄權者的好事,我們不也要負上責任嗎?

《施政報告》幾句副題出了甚麼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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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屍證怖誥」發表也。不打算討論當中內容,皆因不少人都在傳閱鄧小樺題為《文盲的施政報告》的文章,討論報告開首的幾句副題。

初讀中文版那幾句「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人/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第一印象是:斧鑿之意十分明顯,就是通過三個「得以」,以營造一個排比氣勢。此時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英文版也是這樣做呢?不過「Support/Let/Unleash」完全沒有這種氣勢。

這種通過連串短句營造氣勢的手法,例子俯拾即是。好像邱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寫過:

In War: Resolution, (戰爭時:堅決剛毅)
In Defeat: Defiance, (失敗時:頑強不屈)
In Victory: Magnanimity, (勝利時:寬容敦厚)
In Peace: Goodwill. (和平時:友好親善)

又或者很多人都聽過、用過--包括當年剛當選、在唐寧街十號前引用的戴卓爾夫人--的「聖方濟各禱文」(Prayer of Saint Francis),都有這種形式的修辭手法: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天主,使我作禰和平的工具)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播種仁愛)
Where there is injury, pardon. (在有殘害的地方,讓我播種寬恕)
Where there is doubt, faith. (在有猜疑的地方,讓我播種信任)
Where there is despair, hope. (在有絕望的地方,讓我播種希望)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light. (在有黑暗的地方,讓我播種光明)
Where there is sadness, joy. (在有憂苦的地方,讓我播種喜樂)

可以見到,聖方濟各禱文的句式,是首句提出一個有問題/需要的情境,並以第二句的行動,作為解決方法。大概為施政報告副題的「捉刀者」,也想學學這樣格式,作為政府對社會的感召,可惜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搞出一個大頭佛。為甚麼?

首先「有需要的/年青的/香港」雖有情境(有需要),但又混雜名詞(年青人/香港),少了統一,亦令文氣大減。第二,「得以/得到」本來是英式中文(被動句嘛),但勉強點來說,若用在這類「情境-解決」的句式,也可以過關,可以偏偏加了一個「各展所長」,這就真正是「又中又西」,變成四不像了。第三,就是正如不少人指出,句子長短不一,但寫口號短小精悍為佳,現時三句字數是九、八、七,真可算是不合格,倒不如拋幾句成語更佳。

出來社會做事,曾有前輩教誨說,寫中文最忌被動句式,因為要受眾了解意思,主動式句子清楚了當,但被動式句子卻要人「返轉頭」想一想,才可以成功「接收」。如果是文字報道還好一點,因為讀者有時間將眼球轉到句首再看一次,但是電子傳媒報道就糟了,因為思緒一打斷,要受眾再花時間想想,就接收不了問題句子後的信息。至於這次事件,我們也實在花太多時間在這幾句無謂的句子上,真的不太值得呢。

請踴躍參與民間特首投票

歷史不斷循環。想起、再從書櫃中找出田中芳樹的《銀河英雄傳說》來讀。序章〈銀河系史概略〉說魯道夫登極為帝的背景:

...人類社會的病情已到了非根本治療不可的階段了。這種想法的確沒錯,只是,他們之中大部分的人為了盡速治療,並不是選擇需要耐性與毅力的長期療法,反而選擇了副作用無可避免的特效藥吞吃法,這帖猛藥就叫做「獨裁」。

就是這樣的環境造就了日後魯道夫·馮·高登巴姆登場的溫床。

魯道夫·馮·高登巴姆在宇宙歷二六八年,生於軍人家庭,長大之後,順理成章地入了軍籍。

他在宇宙預軍官學校中的名次,位列「首席」。身高一九五公分,體重九十九公斤,體形碩壯,看他時猶如仰望一座鋼鐵巨塔一般。在他那龐大的身軀上,沒有一塊鬆軟的贅肉。

二十歲時任少尉軍官階,當配屬於參宿七星(獵戶座)航路警備部隊的法務軍官之下時,他首先銳意整肅部隊內部的綱紀,徹底清除酒精、賭博、迷幻藥和同性戀等「四惡」。即使是上級也牽連在內的案子.他也照樣揮舞起公正和律法的大旗,加以查辨,毫不容情。因此,惹他不起的上級長官們只得讓他晉升中尉,特地調派至參宿四星(獵戶座α),以除心頭大患。

參宿四星是被喻為「宇宙海盜的大馬路」的危險地帶。乘興而來的魯道夫,被公認為「伍德提督二世」,展現出強硬的鐵腕作風,他機智而毫不留情地發動猛烈攻擊,大舉殲滅海盜組織,連投降和等待審判的人,也隨著太空船被悉數燒死,其殘酷無情、趕盡殺絕的做法,當然引起批評,但頌揚的聲浪卻更加高漲,如沛然洪水吞沒了一切。

對大多數人來說,由於久處閉塞時代,其沉悶封閉幾乎令人窒息,所以,當這位年輕豪霸、銳氣躍騰的新英雄出現時,銀河聯邦的市民們莫不拍手稱慶、夾道歡迎。魯道夫就在這個渾沌未明的時候粉墨登場,一躍而成為世界的新巨星。

宇宙歷二九六年,二十八歲的魯道夫已是少將了。他在此時卸下軍籍,轉入政界在議會取得一席之地後,登上了「國家革新同盟」的領袖寶座。在他的聲望號召下,也網羅了許多年輕的政治家。

經過幾次選舉,魯道夫迅速地擴張其勢力範圍,在各界狂熱的支持、不安、反彈、及頹廢消極、毫不關心的複雜交錯下,他成功地奠定了鞏固的政治基礎。

他首先依據國民投票成為首相,進而利用憲法中沒有明文規定禁止兼任的漏洞,透過議會選舉,當選為國家元首。根據不成立的規定,這兩項職務不得兼任,只能各自行使其職務範圍之內的權力;一旦將兩者同時納入同一個人的手中,將會引發可怕的化學反應。足以與魯道夫政權相抗衡的人物,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

「民眾所喜歡的並非自主性的思考及隨之產生的責任,而是命令、服從及責任免除。魯道夫的登場,就是一大歷史見證。在民主政治中,該為政弊負責的是選擇不合格的從政者當政的民眾本身;專制政治則不然,民眾不願自我反省,而喜歡偷偷且不需負任何責任地大肆抨擊為政者。」

後來的歷史學者——D·辛克萊,記載了這一段話。他的評論是否正確暫且不提,但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的的確確死心塌地地擁護魯道夫。

「我們要強大的政府!我們要有力的領導者!恢復社會的秩序和活力!」

這個萬眾稱戴的「有力的領導者」,曾幾何時終於搖身一變,成了不允許批評勢力存在的絕對獨裁者。他自稱為「終生執政官」,直到宇宙歷三一○年,當他徹底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銀河帝國皇帝」時,許多人開始詛咒自己並沒有從歷史學習教訓的愚蠢與無知,而一向對魯道夫撻伐有加的人們,現在更是憤恨沸騰到了極點。但是,大呼快哉的人,為數仍在前者之上!

當時,一位共和派政治家哈桑·艾爾·賽德,在魯道夫加冕登基之日,曾在日記裡這樣寫道:「我在房間裡,可以聽到民眾高呼魯道夫皇帝萬歲的聲音,在他們對絞刑官高呼萬歲之前,還要經過多少日子呢?……」

這本日記後來遭帝國當局查禁處分。而這一天正是廢除宇宙歷、改元帝國歷元年的同一天。此時銀河聯邦徹底解體,銀河帝國——高登巴姆王朝誕生了!

小說雖說的是「未來」,但這樣的事件,自古至今,不斷上演。香港也很可能即將上演。正如我兩個月前所說,民建聯不會有自由意志,他我當選,幾可篤定。當然,我也相信,真的會有人喜歡梁振英--這是他們的自由。但是他當選這個「事實」還未實現以前,連串拙劣至極的動作,已經令人不禁擔心,自由在此時此刻已遭遇這般的境地,周日以後,還會有甚麼的新猷?

我們說由奢入儉難,這或許是事實,但是更貼近事實的,是由「自由」入「不自由」,肯定是痛苦至極,要逆向操作,更難!所以我們要捍衛我們的自由--包括表達我們要求有權選射首的自由,以及在此時此刻,參與民間投票的自由!

電話、網站投票,時有故障,但也可以在周末,親身到票站作出選擇:

票站位置
一.香港理工大學: GH201
二.屯門大會堂:一樓展覽廳
三.柴灣青年廣場:柴灣港鐵站 A 出口新翠商場接駁天橋
四.香港大學沙宣道會堂:香港大學薄扶林沙宣道 6 號
五.香港大學何添堂:薄扶林道 91 號賽馬會第一舍堂
六.香港大學校園主部:莊月明文娛中心 G-01 室、嘉道理生物科學大樓平台
七,香港城市大學:黄區 I-Cafe
八,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觀塘順緻街):觀塘順利邨社區中心地下
九,龍耳社 (石硤尾白田邨):石硤尾白田村翠田樓地下
十.香港聾人協進會 (香港仔鴨脷州邨): 香港仔鴨脷洲社區中心對面
流動票站:
一.九龍西 (深水埗):深水埗黃金商場附近
二.新界東 (沙田):沙田大圍港鐵站附近
三.新界東 (上水):上水港鐵站附近
四.新界西 (元朗):元朗炮仗坊附近
五.新界西 (荃灣):荃灣路德圍惠康附近

選梁振英、唐英年、何俊仁,甚至是白票,都是你的自由。我只想說,若我們不以行動表示,我們享用並珍視這種自由,就會被人偷換概念,說我們不需要這種自由。大家不要讓這個情況發生。

會議記錄的本質是...

這幾天香港都圍著梁振英--其中一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依法起見:其餘兩名候選人是唐英年及何俊仁)--有沒有在在「高層會議」說過,要出動防暴隊對付零三年反「廿三條」的示威者。早幾天不少人還在爭論,說這個「高層會議」是不是行政會議,結果今晚唐氏證實了,的確是當年七一遊行後的行政會議,大可預期這個話題,到周日決選前還會繼續熱談吧。

話題自上周五開始後,其中一個焦點是政府應否將當年的會議紀錄公開,有人說事關公眾利益,得凌駕於保密協議之上;有人說會議紀錄非逐字紀錄,公開了也沒有太大的用途。一眾當年曾參與會議的政客/棍們,個個都閃爍其詞,看來很想在這場渾水中撈點好處。今晚唐梁二人互指對方誹謗,真是已經由厭煩變成膩煩了。不過被連日的新聞轟炸,倒想起了《好的,首相》內一段有關會議紀錄的一節:在〈國家機密〉(Official Secrets)的一集中,首相哈克不滿前任的回憶錄對他批評個體無完膚,在會議中說要禁止出版,結果事件被傳媒揭發。哈克後來與爆料的報紙編輯吃飯,說可以公開內閣會議的紀錄,證明他沒有禁止回憶錄出版,將他的首要秘書伍利嚇壞,於是向阿普爾比請教:

本納德(伍利)來到我的辦公室時,顫抖病已經發展到晚期了。他的問題是,首相告訴了《每日郵報》的人,說內閣委員的會議紀錄能證明他沒有企圖禁止前首相回憶錄的第八章出版。

但本納德說,會議紀錄還沒有寫呢。我認為這樣問題就簡單多了,他只要寫出來說行了。

本納德認為行不通。他擔心的是,根據他的記憶,首相確曾企圖禁止該書出版。我對他的記憶表示驚訝,他卻對我的驚訝表示驚訝。

於是我向他解釋說,我們記得甚麼根本無關重要,只要會議紀錄沒有說他企圖禁止回憶錄出版,他就沒有企圖禁止回憶錄出版。

本納德變本加厲地顫抖起來,說他不能偽造會議紀錄,因為他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很奇怪,不知道他是甚麼時候開始追求這種奢侈享受的;有這樣惡習的人又怎能進政府工作呢?

良心是政客的專利品。我們是卑微的公僕,職責是執行民選領袖的命令。人民的代表下達的命令,我們執行又怎會犯錯呢?

本納德不肯接受這種觀點。「人非孤島孑然立呀,」他說。我表示完全贊成;「所以呢,『莫問喪鐘為誰敲,喪鐘敲鳴實為你』呀,本納德。」

他憂心忡忡地問應該怎樣做,以及為何應該這樣做。我請他考慮以下五點:

一.會議紀錄並不會記載會議上所說的每一句話。
二.開會期間人們經常會改變主意。
三.由於會議紀錄只是選擇要點記下來,因此永遠不可能是真確、完整的紀錄。
四.因此,會議上所說的只是供會議紀錄選擇的材料。
五.會議秘書的責任是從一堆混亂且未經消化的意見中整理出一個版本,以反映首相在經過深思熟慮後希望發表的觀點。

今天稍後,本納德再來找我,說他仍然想不通。他仔細想過我說的話,並把選擇材料比喻為炮製菜餚。這是很危險的說法;無論是賬目還是紀錄,最好都不要用「炮製」這個字眼。

這又再次牽涉到所謂真實的問題(無論定義為何),以及本納德認為會議紀錄應該力求真實的這種錯誤觀念。

我不厭其煩地從另一個角度來開導他,並盡量清楚地解釋了以下各點:

一.會議紀錄的目的不在於記錄事情。
二.會議紀錄的目的在於保護與會者。
三,假如首相說了一些無心說出來的話,尤其是假如這些話與他在公開場合所說的有出入,則不應記錄。
四.簡而言之,會議記錄是有建設性的,應致力於改善與會者所說的話,使之較為得體、較有條理。
五.這並不涉及道德問題。會議秘書是首相的僕人。

(《好的,首相》,Jonathan Lynn, Antony Jay編,張南峰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三五七至三五八)

不知各位當中,可以領略些甚麼呢?一句到底,即使是公開了,大家都是查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因為阿普爾比的說法,道出了政府會議紀錄的本質。廿多三十年前的英國劇,放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不得不說:HOW TRUE!

看了文字版,大家又不妨看看當年,飾演阿普爾比Nigel Hawthrone的精彩演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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