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書櫃大掃除又開始，一如以往，又有一堆書可以出讓，各位有冇興趣接收？

• 《在音樂與社會中探尋－－巴倫博伊姆、薩義德談話錄》（即Parallel and Paradoxes），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

• 《國際政治夢工場》，沈旭輝著，香港：上書局，2007年
•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
• 《神的孩子全跳舞》，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
• 《中國農民問題》，陳佳棣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 《西方哲學史》，羅素著，何兆武、李約瑟、馬元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 《川端康城文集－－千只鶴、睡美人》，川端康城著，葉渭渠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叫父親太沉重》，艾蓓普，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年
• 《情感的實踐－－香港流行歌詞研究》，陳清僑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 《從前－－董橋自選集》，董橋著，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 The British Museum A-Z Companion，倫敦：大英博物館，1999年
• 《中國文學史綱要》（共四冊），李修生、褚斌杰、袁行霈編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 《女王與我》，林太乙著，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

以上圖書，除《在音樂與社會中探尋》外，均有包書膠保護，書本狀況良好，唯《叫父親太沉重》書皮有摺折，書頁亦有脹拱，或是多年前曾遭濕水之故。

二零一一年七月廿四日註：以上圖書已全數轉贈，多謝各位支持。

梁實秋在《雅舍小品》合訂本的後記中曾經寫過，替他出版《雅》的書局，多年來未曾為書登過廣告，連梁實秋本人也覺得奇怪，詢之於書局職員，答曰：「好書不需要廣告。」

多麼豪氣的一句話。不過放諸今天出版業，此話也許會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說話罷？

今日（周日）經過灣仔的天地書店，免不了進內逛逛看看。期間有個不知道算不算科學的一個觀察：就是香港出版的新書，雖然也有打廣告的，好像是在地鐵的廣告版，又或是在書店內貼海報，等等，但是也僅此而已，書本封面封底又或時書腰，很少會有塞上一大堆甚麼名人、專家推薦的語句，打開書本一看，即使是有推薦序，也只是一篇起兩篇止。當然這個觀察，是只限於我有興趣的書目、題材，不能代表全部。

我有這樣的感覺，源於上月去台北短遊時，在書店打書釘時，都總發現很多書籍，都有前述的情況。就拿星巴克老闆舒爾茨（Howard Schultz）講述他回朝重掌公司業務的著作《勇往直前》（Onward）中譯本來說吧，打開書首，要揭五篇「推薦序」才可以入正題，而另一本書《法官如何思考》，除了書本印了誰誰誰人推薦以外，作推薦序的還有法官（在我看來有點不可思議）。就連我買下的《極權的誘惑》，雖然沒有甚麼名人作序，但是也不能免俗，在書底也有好幾多個專家「深情推薦」（上圖）。

或者在台灣，這類靠名人推介的做法，是促進書籍銷量的一種極其普遍的手法吧？當然，書籍種類繁多，要在茫茫書海中殺出重圍，獲得消費者的注意，靠名人的公信力為其背書，對購買者而言仍是有點參考作用的。不過我更在意的，是書籍充斥名人推薦的「題名」，又或是太多的推介文章，倒是有點喧賓奪主了。想起梁文道寫過一篇叫〈腰帶漸寬終不悔〉的文章，當中他寫道：

問題是你再會寫再有公信力，大家老見你為人賜序列陣書腰，人家也會對你生起疑心吧？嫁衣做得多，自己就嫁不出去了，這是千古至理；讀書名人出場太頻，他的信用就得變泡沫。於是出版社以量取勝，十個名人不夠看，我給你來足二十個三十個，似乎泡沫一多就表示底下的暗湧格外厲害。結果書腰越做越大，更顧不上什麼設計，終於成了好些愛書人的心腹大患。

台灣出版的書籍，我的確是很喜愛的：我喜歡它的直排，也喜歡內容沒有不必要（多數是為了政治原因）的刪節，但是正如梁文道所言，推薦太多，反而令書雜亂無章。雖然這樣說是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放目書見，在書店「熱門書」、「最新推出」之類的書架上所放的書，十有八九是推薦充斥書腰、書首還有封面封底時，就不禁起疑，這麼多的名人、專家作序，有多少真正是看了全書呢？

太多的行銷，反而顯得對內文的信心不夠。我承認我老派，但我的確是這樣想的。不知道梁實秋活到今天，又有作何想？

其二

溫家寶訪英國，參觀MG車廠，看通訊社即時發送的影像，可見溫家寶座駕未抵車廠之前，一眾公司高層－－中國人與外國人－－齊齊列隊大門外。這不是甚麼稀奇時，最令人驚訝的，是這群年齡加起來，足有好幾百歲的人們，手上所持的，竟然是中英兩國國旗－－立時想起領隊人外訪，都總有人安排一群兒童揮舞小旗幟，機械式地叫「歡迎歡迎，熱烈歡迎」的口號。

差遣兒童做這些八股，已經夠噁心的了，安排成年人做，就更加是恐怖。Holy Molly!

不過更有趣的，是看到有電視台報道溫家寶，到訪莎士比亞故居時，竟然說他「到伯明翰，參觀莎士比亞故居」。頓時納罕：莎翁故鄉，何時由「斯特拉福」（Stratford）搬了去老遠的伯明翰（Birmingham）？莎翁泉下有知，也一定「Ｏ嘴」吧？

但只說是斯特拉福，也不全對，因為全名是「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啊！這個地方我曾經造訪，當年好奇問人，為何流經當地的埃文河，只單叫Avon，得回的答案是Avon已有「河流」的意思，因此不須重覆叫「River River」也。

一直認為，閱讀這個行為，要實實在在的拿起一本書（或雜誌、報紙）來讀，才有「閱讀」這個感覺，過去一直也抗拒讀電子書，不過最近放假外遊的經歷，卻令我有點改觀，不，誇張一點說，是信念開始有點動搖。

素來都有外遊帶電腦的習慣，一來可以保持聯絡，二來也可以有需要時查查資料。在這次外遊前，強行從敗家老弟的手上，搶來了他那部iPad來用－－因為只是短線遊，犯不著帶太多東西，況且他最近也不太用。聽朋友說，iPad給他最大的樂趣，就是看雜誌很方便，於是安裝了幾個電子雜誌的程式，又想起自己一直都是《經濟學人》的訂戶，恰好它們也有iPad版的程式，又給我下載了來用。一打開來用－－請不要嫌我「舊聞當新聞」太過時－－感覺是真的有點震憾。

首先電子版雜誌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它們實在跡近印刷版，二來要看也非常方便，部分雜誌也加插了多媒體的功能，好像是WIRED，以至台灣的FHM等（第一期電子版是免費，之後也順道買了第四期．．．嘿嘿），閱讀的過程是十分快樂的。即使沒有多媒體功能，單單電子版的版面，要閱讀也沒有甚麼不便或不習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過去一直買的幾本外國雜誌都有電子版，而它們的價錢比買印刷版便宜了三分之一，小數長計，真的可以省下不少。

用了iPad幾個星期下來，除了免費的雜誌外，自己也受不住誘感，掏腰包買了好幾本電子雜誌來看。另一個結果，就是退訂了好幾本雜誌的印刷版，為全面改看電子版作準備。過去一直都希望，找到一種電子裝置，給我在每天通勤上班的途中，給我方便地吸收資訊，很薄（但很貴）的手提電腦、便宜的上網本電腦都試用過，但是效果不太好，主要是當時未有流動上網之故，此外開機亦需時。後來用了智能手機，去吸收較短的資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看雜誌消磨時間的功能還未達到，但是此時此刻，iPad看來滿足到我的需要。

近日看到統計數據說，在美國，電子書的銷售已經超越實體本的書籍。不過我自己還是認為，從消費者覺得來看，iPad、XOOM之類的平板電腦，對於一些假以時日之後，可以丟棄的資訊－－對我而言就是雜誌－－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載體，不過任憑電子裝置再方便再精巧，看來刻下還是取代不了印刷精美的書籍，以及部分雜誌，還有它們捧在手上的質感及觸覺。我很難想像用iPad看《國家地理雜誌》（雖然他們有電子版），又或是訂裝精美的董橋新書。這是不是知性與資訊，在電子書與非電子書之間的分野呢？

不過說不定，假以時日，我又會寫一篇文章，高呼電子書萬歲。但那一天到來時再算吧。

市場傅聞，蘋果唱片終於與蘋果公司達成協議，在iTunes賣披頭四的作品。我這個粉絲當然樂觀其成，不過一來香港版的iTunes沒有賣歌服務，二來我也認為，披頭四的音樂還是要買唱片才夠過癮，所以傳言屬實，我也不會掏腰包了。

〔晚上十一時十分更新：剛貼出這篇東西後，蘋果就真的宣布和蘋果唱片合作，披頭四的唱片終於在iTunes賣了〕

說起披頭四，要岔開一筆說我上月台北之旅的買書收穫。其中一本書，就是剛出中文版的《披頭四：艾比路三號的日子》（右圖，下稱《披》）。此書作者是曾任披頭四（及之後保羅麥卡尼「單飛」時期）多張唱片的錄音師及監製的傑夫．艾莫瑞克（Geoff Emerick），中文書名稍縑平淡，英文原名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My Life Recording the Music of Beatles更好玩，因為前半部就是《左輪槍》（Revolver）其中一首歌曲的名字，名字後半部就玩了雙關詞，因為艾莫瑞克一來親歷其境，二來他與披頭四合作多年，所以「現場」（Live）與「一生」（Life）兼備也。

關於披頭四的書，要麼就是類似當年《披頭四編年史》（The Beatles Anthology）的事績書，另一種就是回憶錄形式。《披》明顯屬於後者。艾莫瑞克十多歲中學畢業後，就加入了EMI當見習生，除了見證披頭四在艾比路的第一次錄音，之後就成為披頭四唱片的錄音師（自《左輪槍》起），直至在《白色專輯》受不了樂團四名成員的爭吵而「劈炮」為止，但之後又重出江湖，為《艾比路》錄音，及負責蘋果公司的錄音室事務－－凡此種種，都是在他三十歲之前發生，也已經夠傳奇了。所以買了這本書以後，人還沒有離開台北，就已經書不離手，但凡坐的士坐捷運，還有回港的飛機上，都是捧著書讀的。

《披》這本書「好玩」之處，就是艾莫瑞克作為一名「內幕人」，給讀者如我者，看到不少有關披頭四製作唱片的過程，尤其是在資源緊絀（艾比路的器材不及大西洋彼端的美國），還有公司古舊規則的束縛下，披頭四及幕後製作團隊，「突圍」創新的過程。而艾莫瑞克也提供一些已知故事的另類版本，就好像在《花椒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中的〈為了凱特先生〉（For the Benefit of Mr. Kite!）這首歌，過去的說法是，佐治馬田著人將錄了管風琴音樂的磁帶剪碎、撈亂、再拼接，但是艾莫瑞克說：這個技倆，其實早在錄〈黃色潛艇〉（Yellow Submarine）已經用上了（《披》頁一六一、二一五）。

另一個對我來說有趣的地方，是艾莫瑞克直截了當的指出，披頭四的唱片，要聽單聲道版，才聽得出味道來，好像是〈平裝書作者〉（Paperback Writer），他就說立體聲版本「支離破碎」（頁一五四）。不過最近重出的單聲道版本全集，實在太貴，教我不捨得買．．．

無疑《披》是一本令人大開眼界的書，尤其是你對披頭四幾張最重要的唱片，是如何的錄成有興趣的話。不過讀著此書，令人感覺驚訝的，是他對披頭四各人的評價。很明顯的，這書給人的印象，是艾莫瑞克是「麥卡尼派」的，因為當中他對麥卡尼的稱讚，可以用「滿溢」兩字來形容－－無論是人格，抑或音樂、演奏技巧也好。在艾莫瑞克的筆克，約翰連儂是個喜怒無常的人，對佐治夏里遜更是諸多批評，好像是經常出言不遜，又或是在錄音時經常搞砸，等等。雖說艾莫瑞克與披頭四的關係，是第一手的經驗，況且他要在此書怎樣說，也是他的個人意見，但是讀畢全書，撇除艾莫瑞克對佐治夏理遜極罕有的讚美（像是他在《艾比路》的幾首歌，又或是《左輪槍》的〈稅務員〉〔Taxman〕），實在不能不疑惑，艾莫瑞克對佐治夏理遜的批評，是不是有點言過其實。

怎樣也好，《披》是一本可讀性甚高的書，值得推薦給披頭四的粉絲們。

說起披頭四，想起去年蘋果重出重新混音的全集時，我錯失了最初預購的機會，結果那間專「坑人」的唱片店，在第二批貨源進店時，給我開大殺價，比最初的預購價貴了不少，結果我當下放棄了買boxset的機會，之後也一直沒有買新版本的披頭四唱片（況且舊版本的cd，我是集齊了的），但是在台灣的第一晚，去了土林夜市，經過一間唱片店，進入閒逛時，店內喇叭在播著的，是新推出的「藍大碟」的歌，當下猛然發現：怎麼好像聽到了好多以往在舊版本，聽不到的細節出來？回港後再買回新版的紅藍大碟，戴起耳筒一聽，就好像是重新發現般，看來也要慢慢儲錢，再敗一套新牌回家了．．．

先說兩宗注定在此地傳媒，不會曝光的舊聞。其一，是德國法院准許一名「懷疑」以色列特工保釋，此公所涉的事件，就是協助他人取得護照，而這些人涉及今年較早時候，在迪拜發生、哈馬斯高層被刺殺的案件。事件當時鬧得沸沸揚揚，一來迪拜當局說，「九成九肯定」事件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所為，二來涉及事件的人們，都是用德國、英國及澳洲等國的護照入境的，自己國民身份被人挪用，這幾個國家自然有點動作，不過事隔幾個月後，又好像被人遺忘了。這是互聯網時事新聞事件的本質。

另一宗「舊」聞，是以色列成立的委員會，就五月其以色列士兵，登上原擬運載救援物資前往加沙的貨船，結果打死九名土耳其公民的事件，開始進行聽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作證時說，以色列及以色列國防軍的行為「符合國際法」，以軍參謀長則說，軍方沒預計到反抗力道之大，士兵蒙受性命威脅－－潛台詞就是，開火是逼不得已。這樣的論調，早在預期之內，根本不會寄望以色列自定進行的調查，會有甚麼驚天動地的結果出來。

中東的新聞，在這個七百萬人的城市，當然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好友莊氏認為，這個情況令他覺得「腌悶」，但是套用那句老話說，此地受眾一直將公眾興趣與公眾利益「調轉」來看，此等大事又怎麼會有注意呢。不過我倒想用另一個角度來說說故事。

兩宗事件，涉及的是域外執法，還可以扯上「急切性」（urgency）是否凌駕一切的問題。在貨船事件上，以色列由始至終，一直強調貨船上的人先開火，無異是為敵我交鋒中，因自衛而開火尋找支持，因為以軍對平民船隻先開火的話，那末連丁點的自衛說法也站不住腳；同樣的，雖說以色列視貨船而及哈馬斯高層，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但是又是否犯得著，甘冒行蹤敗露（刺殺哈馬斯高層；事實也是敗露了）以及國際輿論的譴責，去「先發制人」呢？此兩者對於一個國家的威脅，是否已經大到非採取行動不可呢？這個問題不可能有答案，因為我們從來不是決策者，不過我倒是想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當時德國首相在國會陳詞，為軍隊開入中立的比利時辯護時的話：Gentlemen, we are now in a state of necessity, and necessity knows no law（諸君，我們現在處於迫不得已的境地，這境地視法律為無物的）。

但今日休息，偶然在家亂翻書時，卻有另一番體會。隨意揭起當年留下來的一堆《讀者文摘》文章，快快的翻讀了前摩薩德特工馬爾金（Peter Malkin），在一九九零年所出的書Eichmann in My Hands的節錄（當年中文譯為《捉拿殺人魔王》，載一九九一年四月號）。馬爾金是當年有份，在阿根廷將有「猶太人大屠殺設計者」之稱的納粹分子艾克曼（Adolf Eichmann）綁架，然後偷運回以色列的摩薩德特工之一，他筆下的捉拿過程驚險刺激，是我多年最愛讀的「書摘」之一，不過今次再重讀，卻給我留意到一個有趣的枝節，就是當年到阿根廷執行任務的特工們，都是一概拿著德國護照入境的，另外整個行動本身，其行事手法都與迪拜那宗刺殺事件幾乎一樣，只差在沒有將艾克曼就地正法而已－－事實上那群特工也考慮過這樣做，不過被一句崇高的話否決：「這就是他〔艾克曼〕和我們不同的地方之一。」

雖然艾克曼被捉拿並偷運回以色列的事件，當年引發過阿根廷和以色列的外交風波（最後握手言和），但是馬爾金也不忘在書中說一句，以色列在各地的使節都在私下裡受到祝賀，這等於承認事件以色列「基於民族及道德利益而不得不進行的」。就當馬爾金的論述是沒有反駁、質疑的餘地吧，為甚麼當年同樣在以色列的眼中，認為是不得不幹的行為，當年與今日，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響？論其手法，由追捕艾克曼，以至暗殺哈馬斯高層，還有多次行為，以色列多年來都是照辦煮碗的，不過當年拘捕艾克曼受到讚賞，而現在受盡批評，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以色列經常宣之於口的「有其必要」，已經信用缺缺－－這種轉變，相信除了政治之外（對付納粹分子是毫無異議vs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所引發的爭議），也可能涉及民意對以色列的態度的轉變，難怪當日暗殺哈馬斯高層事件曝光之後，有人認為這是以色列拿石砸自己的腳一樣。

不過情況是否「迫不得已」，從來都是主觀意志大於一切，旁人不容置評的。或許對於以色列來說，哈馬斯、伊朗、真主黨等威脅，都與納粹無異，但這種目空一切、惟保護自身生存（其實這在此時此刻仍成立嗎）而需要一切手段的態度，不就是近年外界對這個國家的負面態度愈來愈強烈的原因麼？

上周末與半年沒見的中學同學吃午飯聚舊，閒談之間，扯起裝修的話題：我近來常動起裝修的念頭－－十年前搬到現在的住所後，房中傢具、擺設就沒有大幅改動過，心想將牆壁粉刷一下，將傢具移動一下也不錯，但是想及房中雜物之多，但是裝修前後，如何移動或者保留他們，就已經非常頭痛。

如果現在要編一本新的《世說新語》，上面這句應該可以入選吧－－這正是當日兩個人都擊節同意的話。萬般帶不足，唯有書隨身啊。

裝修也好，不裝修也好，房中就是堆滿東西就是了。過去一個星期，每晚下班以後，就是對著塞滿書（和其他東西）的書櫃發呆，思量哪些書可以放棄，哪些要保留，當然，更多的時間就是隨手拿起一本多年沒讀的書，邊想應不應該將它放棄時，隨手一揭，揭到似曾相識的段落，隨即回想起當年那刻，讀著這個段落時的片段，還偶然看到，那些年月在書邊所留下的筆記、塗鴉等等，剎那頓然驚覺：已經好些年沒有讀這本書！

但正如我在自家的微博說，放棄藏書要狠心。好歹也收拾了一堆書和它們說「再見」，拿到附近的百貨公司，將它們捐出作舊書回收義賣之用。說別離已經夠難，更何況是書，但是荷不出此「下策」，又怎能挪出空間，又或是減輕書架的負擔？

記得中學其中一名班主任－－他是個博學的讀書人－－曾說過，他曾用在五金店舖賣的角鐵，自己在家砌了一個書架，但是後來積累太重，結果轟然坍塌。自此之後，書櫃崩壞就成為了我的「藏書噩夢」之一，生怕書櫃不生性，只因它不是甚麼好木材所造嘛。

雖然說，捐出這一堆書時，是狠下心腸，但是當中也有一些，是拿上手、打開讀的時候，心裡第一句說是「怎麼當年會買了這樣的書？」但是這些書得以在書櫃存留一段時間，畢竟是自己個人文化生活的一部份（嘿，多麼的冠冕堂皇！），要送走真的是十分捨不得，生怕以後要用時，找不住、買不回，二來大多數捐出的書，確是一些好書啊。

舊書回收再義賣這方式，得老實說，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方法。正如《反斗奇兵三》的故事一樣，書籍就此覆水難收式的送了出去，下場未必一定美好，巴斯光年、泡泡龍等玩具，去到Sunnyside時，不也不是被Lotso「強迫」到最反斗的幼兒班嘛。作為捐出者的本人，當然希望這些書最終會找到好歸宿，但是也只有盼望的份兒，其餘呢，一切靠運數！或會有人說，「漂書」這個概念很浪漫、有趣，但是如果將書送出的動機，是有目的地，另覓一戶好人家的話，那些漂泊，實在可免則免。

所以說，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那篇〈藏書憂〉，實在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東西。（附帶一句，余氏的文章，還是最初的最好看，人紅了就語多無聊，應用到余氏身上，何其適合不過）

將藏書送贈出去，於我而言，當然是自己當「媒人」，為書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下一任主人，屬於最高境界。自己高興，別人也開心。但是一來我沒有所謂「藏書目錄」這回事，外人不知道自己有些甚麼的書，就算是有目錄也好，要別人在短時間內「全盤接收」，也應該是天方夜譚的事。退而求其次，拿去舊書回收，當應是次佳的做法，但還是要一邊放進回收箱時，一邊哄自己說，在義賣會時，一定會有人拿起這些書時，會有驚為天人的感嘆！

總之，書是捐了出去，書櫃算是騰了一點空間（但還是滿滿的沒錯），不過又念到還有幾天就是書展，一堆新書又準備出來了，總會買一點時，那就只有一句「犯賤」可以說了。唉。

其一

出外旅行，逛書店是指定動作之一，即使上網買書方便得很，基本上想買甚麼就有甚麼，但是行書店時，搜到特別中意的書，那種喜悅的心情，是遠比在虛擬世界中，猛擊滑鼠放進購物籃的感覺為強的。

這次到上海，有兩間書店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首次是上圖這一間。新華書店以前給我的印象，就是又殘又舊、擺設凌亂、還要是燈光晦暗，活脫脫就是一派國營企業的本色，我這次在上海勾留七天，住的是徐家匯那一邊，離港匯廣場（顧名思義，就是港資開的啊）很近，第一天去到人生路不熟，自然先在住的地方附近走走，orientation是也，怎料到在商場內，竟有一間裝修如此有page one風格的新華書店！

不過更令我驚喜的，是第一晚吃了飯過去，見時間尚早，決定外出走走，隨心地在陝西南路站下車，發現地鐵站大堂內有一間書店。地鐵站內有商店本是尋常事，不過書店就比較特別一點，進了去以後，真有點「發現新大陸」的感覺－－這間叫「季風書園」的書店，入貨眼光實在很合我的胃口，社科、文學、歷史書有不少之外，更要命的，是藝術及音樂的書雖只佔數個書架，但是所選來賣的書，真是有點「十居六七都想買」的衝動，結果嘛．．．第一天就砸了旅費的八分之一去買書，若非不斷提醒自己，行李塞不下的話，我想會買得更狠手。

後來回港以後，上網查查季風書園的資料，才發現它的名堂響噹噹的，都可說是旅行的意外收穫了吧。

說實在的，這種面積不大，有個性的書店，是十分「好行」的。不是說那些「書城」不好，它們的確是夠大夠書多的（福州路的上海書城，有七層那麼多，「行死人了」），但是人也多，書也多的時候，人很容易心散，又或是有壓迫感，不能隨心的選書、搜書，雅興也敗了不少。下次有機會再去上海時，應該再到那裡走走。

其二

在上海期間和朋友吃飯，說到對此地書店的印象，我說了一句：好像在上海，找到音樂、藝術類的書的機會，比在廣州或者深圳高一點。五年前初到上海，給我找到魯賓斯坦所寫的《我的年青時代》，今次一遊，買的六本書，有五本都是與音樂有關的，可說是交上了好運氣。

二號至五號四本書，都是在前述的季風書園買的。《世界的音樂》是指揮家Charles Dutoit的訪談集，《生活在音樂中》是鋼琴家兼指揮家巴倫邦的自傳，《紐約時報歌劇評論精選》應該不用多介紹，現在當床頭書的，是呂正惠的《CD流浪記》，讀這名台灣學者瘋狂買唱片和搜尋唱片的歷程，除了感到非常「過癮」，也不禁發起白日夢來，想著如果中了六合彩的話，也要學他般狂買唱片，那管買了以後是否會聽（呂正惠也承認，買的多，是否會聽又是另一回事）！

至於那套《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本來是在季風書園在來福士廣場的另一間分店「發現」的，但當刻沒有買，之後一直心思思想回去「據為己有」，但是苦無時間，但是在我離開上海之前，再行一次港匯廣場內的新華書店，卻發現店內有一套，雖然整套書要八十大元（好像有點貴），但是也得買．．．在回港的航程中，匆匆讀了訪問傅聰、殷承宗以及普哥利殊（Ivo Pogorelić）的數章，可讀性甚高，值得推薦。

最後那本洪晃所寫的《我的非正常生活》，純粹是衝著她是章含之的女兒而買的，其實很久以前已經知道這本書的存在，不過一直沒有買，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其三

在逛書店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本名為《鯉》的「雜誌書」，買下它，純料是因為執面上標明「村上春樹獨家專訪」的緣故－－雖然那個訪問只有一頁多一點，有關《1Q84》的提問及答案，大多已在其他媒介上讀過，頂多再加一篇村上領耶路撒冷獎的那篇感謝辭（還要是節錄！！）而已，有點「呻笨」，不過這種製作精美的「雜誌書」，令我想起以前很喜歡讀、台灣出的「Net and Books」，還有很久很久以前，本地所出的《愛+情故事》．．．想當年，初次接觸《村上朝日堂》的文字，就是從這本雜誌書而來的啊－－不禁要說句，老了，老了。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袁偉民，早前出版講述他出任局長五年多的經歷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右圖，下文簡稱《體》）。書籍出版時，本地也有傳媒報道過，當時報道的調子，是一種「看內幕」的角度，因為書中所揭示的雪梨奧運前禁藥風波，還有中國女排為「走線」而「打假球」的事件，都是本地觀眾較有興趣知道的。早前到廣州一遊，想起這本書我還沒有買，結果順說買了回來－－最初還以為是袁偉民自己執筆寫的，不過買了才發現，原來是一名叫「遠山」的人寫的。（岔開一筆，好像迎年中國官員退休後，都有出書的習慣，錢其琛的《外交十記》回然可讀性甚高，就連唐家璇最近也出了書，不過還沒有買。）

說回《體》這本書。書是十分好讀的－－正如上段所說，如果是用一個「看內幕」的心情，看看袁氏主政中國體壇事務的五年多期間，如何面對風波、征戰奧運，這本約三百頁的著作，的確是讀得十分愉快。不過讀畢以後，反而對於當日傳媒所報道，將焦點集中於女排及禁藥事件的做法，反而覺得還不夠過癮，因為書中所描述，有關袁偉民以及當局，與在國際奧委會擔任多年委員的何振梁的「恩怨」。

袁偉民－－透過「遠山」的筆－－在書中，對何振梁提出的指摘，集中於兩宗事件。第一是二零零一年，北京申辦二零零八年奧運時，何振梁不合作，支持南韓的候選人競逐國際奧委會主席（最後由比利時的羅格當選），危害北京申辦的成功機會；第二是指何振梁，阻撓現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競選國際奧委員成員（後來還是選上了）。有趣的是，《體》中除了不能不提的情況外，凡是提到何振梁時，都只用「資深委員」稱之，除教人想起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 外，也可以感受到，袁氏對於這名「資深委員」有多麼的「強烈感情」。

書中對於何振梁的批評，正是為何我想起文首所提到、歷史能否還人公正的問題。女排打假球、禁藥以至審計風波，都只是「事件」而己，但是書中營造出來，何振梁vs北京申奧／中國政府的分歧及嫌隙，不但涉及雙方當事人的名譽，更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體》的封面說：

歷史可能被表達，可能被遮蔽，本書所要做的是，讓歷史盡可能接近事實。

換言之，就是標榜書中所言盡是事實，但是上月其中一期《三聯生活周刊》，李菁訪問何振梁，就《體》一書所引發的風波作出回應的文章「何振梁：『我唯一企求的是給我以公道和安寧』」，不但何振梁提供的說法，完全與袁偉民所版本近乎完全相反，而且文末一句：

所以這個事情剛出來時我很氣憤，現在就平靜下來了，我相信一切自有公論。劉少奇同志說過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借用一下：「好在歷史是事實寫的。」

嘿，這當中的潛台詞，還不是「我說的才是事實」嘛。

假設「事實」只有一個，而袁偉民及何振梁的文本及論述，都是他日作為「申奧風波」及「于再清競選事件」的歷史資料的話，後人讀了以後，又怎能作出一鎚定音的論斷？回憶錄這回事，通常都是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出發，歌功頌德或者談不上，但是給自己一個正面的角度，應該是大多數的情況（話說回來，《體》內對於袁偉民形象的塑造，也真正面得很），見到內地的讀者在網上的書評，不少都說很不齒何振梁的做法，又或讚揚袁偉民敢講真話，我反而會再想抽遠點來看－－只能當《體》一書，是事件講述的其中一個「版本」而己，何振梁在《三聯生活周刊》的「辯駁」，則又是另一種版本，此時此刻，只可以說是「立此存照」而己。

我還是認為，只有發掘更多的史料，才能令事件更加立體。雖道作為讀者，所作的判斷，就是基於他「相信哪一方的說法」，但是在這宗事件中，在資料尚算不太多的情況下，不可能只讀一份史料，就作出判斷罷。或者此時此刻，說法／評論都是一面倒支持一方，但客觀點講一句，日後或許會有更多資料，去推翻現時的說法？清白與否，是別人的Perception，別寄望歷史－－不斷由資料組成的這回事會給人清白，還是寄望後人，多讀多涉獵多獨立思考，或者更實際。

近年好似董橋多寫了文物，寫藏書、搜書的文字少了，近日放在枕邊的書是他的《今朝風日好》，大半本都是寫書的。董橋寫舊人舊事固然好看，看他寫那一代的人的藏書文章更好看，每次讀到他筆下那些文人雅士，滿室藏書，還有談書論書的景像，次次都看得我口水直流，羨慕的不只是他們有閒情雅致，去博覽群書的餘閒及功力，還有就是他們有這樣的經濟能力，為自己張羅布置一間充滿書香的書房！

時間太少好書太多，固然不能一一細讀，最令人煩惱的，是愛讀書的人大抵都有買書的喜好，但是此地居所寸金尺土，能自己獨霸一房已經不錯了，但也得要安頓衣服、睡床，還有一大堆私人東西，能挪出來放置書籍的空間，真的買少見少。自己房中一個書櫃，早已是堆滿書了，還得不時左移右挪，去盡量騰出空間去安置新的書籍，這真的與地產商「無所不用其極」，用盡任何空間去賺錢的手段，其實也是殊途同歸。（一笑）

你說，看到董橋筆下那些藏書極豐的人，怎能不稱羨？

但是總得要看現實低頭呀。書不斷的買，總也有將空間塞滿的一日。中學上經濟課，學會的第一名詞是機會成本，要有空間放新東西，就得要放棄另一些東西，但是愛買書都會捨不得扔掉舊書，近日讀肥佬朋友慨嘆「無垠書海，何處是岸」，又在面書上看到友人說，在書架上發現好多「雞肋書」，不知留還是不留好，真是深有感受。當然，不少機構不時舉行收書活動，我一年總有兩三次，將不要的書捐出給這些機橋，但是揀選不要的書的過程，真是痛苦不堪－－每次挑了出來，拿出家門前，都在想「這本書以後或者有用／可能再看」，要將書籍「逐出家門」，真是要鼓起極大的勇氣，比向異性示愛更難．．．

這樣無病呻吟式寫了好幾百字，無非就是又有一堆書，明明已經被逐出書櫃，但是此刻還堆在書桌後的雜物堆上，還未正式「離開」。當中包括季羨林的《留德十年》、Mitch Albom的《相約星期二》及戴厚英的《人啊！人》等－－有沒有人有興趣收留它們？

＊＊

說完舊書說新書。近日睡前讀的是《今朝風日好》，其他時間除了讀雜誌，其他時間都是讀英國記者Nick Davies所寫的《平面地球的新聞》（Flat Earth News, Vintage, 2009）。雖然書中描寫及批評的，是英國新聞行業因為傳媒老闆營商逐利、追求「速度」、還有公關泛濫以至人手短缺等多種因素，以致傳媒充斥「抄聞」而非「新聞」的因素（文中用語是Churnalism，與Journalism相對，查churn可解「粗製濫造」，但是本質還是將press release、其共其他現成報道「搬字過紙」，當成自己所寫那般，其實這與「抄」或「炒」有多少分別？所以就將churnalism權當「抄聞」，以取諧音矣），但是令人震驚以及嘆息的，是若將Nick Davies在書中描述的情形，放在香港（或可能是任何地方）的傳媒行業身上，也可能同樣適用。

現在我只讀了頭三章。但對於Nick Davies指出，現在記者根本沒有時間「查證」消息來源，真是深有同感。我們對於貌似可靠的新聞來源，好像通訊社等，抱著深信不疑的態度，但是作者卻告訴我們，其實很多新聞來源，早在源頭就已經有問題，試問經過「新聞工廠」加工製作出來的東西，又有幾多是可信的？不少傳媒機構美其名曰增植，搞出不少名堂，但是為了量的增加，就將新聞的質犧牲不少，這簡直與書中所描述的景況完全沒有分別。上周與同學吃午飯，我偶然提起這本書，說公關如何「為禍」新聞時，雖說書中提的是英國的情形，但是對方也驚言：香港的情況也就是一樣，因為記者對公關的依賴，也是令人吃驚的嚴重（我這名朋友從事相關行業，有不少一手經驗，事後對方也對這本書有興趣，應該此刻也已買了）。

縱或有對Nick Davies所舉的例子，有時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是我會認為，這本書是值得推薦一讀的。老實說，也有點節譯出來，分享同好的衝動。

這幾天，都是重讀Antony Beevor的Stalingrad，雖然新年時節讀這些「贏」總有點格格不入，但是對我而言，歷史書總要讀數次才夠味道，每次看都有些新發現。另一個重讀的原因，是因為早前與別人，在英國的Amazon網站團購的東西，還未到手之故。本來是沒有很強烈的打算去買東西的，不過正如芸所言，「英鎊便宜啊」，見自己個多月前的英國遊，還有書是看中了沒有買之故，加上朋友想買的Yes, Minister / Prime Minister全集，竟然降至低無可低的價格出售，還有其他朋友聞說後，順道託買東西，就自自然然積下一張可觀的訂單了。

今次買的「贏」只有兩本。其中一本就是圖中，由Patrick Carnegy所寫的Wagner and The Art of the Theatre。這本「贏」呢，本來是在Charing Cross的Blackwell書店看到的了，不過那時已經敗了不少的家，加上它份量也極重（厚之餘，也是硬本精裝版），結果那時未有買，結果回港之後就是對它念念不忘，最後還是買下了。至於另一本，是Ben MacIntyre為伊恩費林明展覽所寫的Ian Fleming + James Bond，也就是上次去罷博物館後，「補買」的行為也。

訂來的包裹在初四早上送到，隨即打開Wagner速讀一下內容，看到不少著名的製作的照片，真是心裡想說，這本書是買對了，因為它是由華格勒本人的製作，涵蓋到二十世紀末的重要製作嘛，尤其是一看到封面就會心微笑了，因為它就是一九七六年由Patrice Chereau導演，在拜萊特上演時險些引發暴動的《指環》嘛。看來也得邊看，邊拿出那套當年貴得要命的DVD出來邊讀邊看了，不過以本人近來的閱讀進度，要啃下它，不知要多久呢？不過肯定的是，看這本「贏」必須正襟危坐來讀，因為它實在太重，要躺在床上舉起它來看，肯定手斷。

上篇說到，星期一在倫敦的書店「打書釘」但沒有買書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圖中這些東西，因為實在太重了。

１：《新鐵金剛之量子殺機》的名字Quantum of Solace，取自同名的短篇小說，不過小說的內容，就是完全與電影無關。在回港的航機上先讀了這篇小說，最後的兩個Twist真是妙不可言。

２：在曼聯奧脫福球場的商店，見到去屆歐聯決賽的Bluray版影碟，就立刻衝動地購下了（哎，敗家老弟的PS3播不到這張影碟，如何是好？）

３：去英國前受朋友所託，代購Yes, Minister的影碟，見到Ｈ＊Ｖ只賣十五英鎊一套（對，是全套！），自己也買了一套給自己。

４：《百年藝術及設計：倫敦交通工具海報》－－一直對倫敦交通工具的海報情有獨鍾，幾年前倫敦交通博物館大裝修前，將紀念品割價清倉，我當時也趁此機會買了好幾張地鐵海報回家，現在有專著說倫敦交通工具的海報設計史，怎能錯過？

５：《巴比倫：神話與現實》－－這是大英博物館為同名特展，所推出的展品目錄及介紹。見展覽十分有趣，最後也購下這本大書，去進補一下有關知識。

６：《這是戰爭！工作中的羅伯特．卡柏》－－之前談過，去了巴比勤中心看羅伯特．卡柏的作品展，這本巨著（真的又大又重）就是介紹這些作品的。

正所謂「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買了這幾件東西後，真是荷包也「清倉」了（超過一百二十鎊呢．．．），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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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讀《將飲茶》的感覺，是作者本人雖然在文革時捱鬥，但筆觸可以寫得如此淡然，如此達觀，但正是這種輕盈，卻益發教人感到當時的瘋狂、混亂。結果自此之後，錢鍾書的書讀了《圍城》、《寫在人生邊上》，雖然喜歡，但重讀的興致，卻沒有楊絳作品的高。另一方面，有關錢楊兩人的書（當然也包括楊絳本人的著作），也成為本人的讀書對象：讀過《我們仨》、《幹校六記》、《一代才子錢鍾書》、《我認識的錢鍾書》後，也對兩人的經歷，都算是有一點了解。

早前讀雜誌，發現吳學昭著的《聽楊絳談往事》（北京：三聯書店，二零零八年十月）出版，雖然立即到書店買下，但是公事太忙的關係，要到上周才有時間「開工」，總算是匆匆的讀了一次。

吳學昭在書末的後記中寫道，「本書雖然主要寫楊絳先生，但實際上錢楊是不可分的。」此話說得不錯，說錢鍾書不能不提楊絳，說楊絳也不能不提錢鍾書。所以雖然楊絳在序中，說這本書是她的「傳記」，其實也仍是一本「錢鍾書與楊絳」的傳記，一如湯晏的《一代才子錢鍾書》一樣，雖以錢鍾書為主軸，但也不能不談楊絳。

不過讀《聽楊絳談往事》（其實讀《一代才子錢鍾書》也一樣）時令人納悶的是，若以傳記的角度視之，書中論述主人翁前半生與後半生的篇幅，好像有點「失衡」的感覺。全書約四百頁的篇幅，讀了二百多頁，也只是談到五十六代，當時邊讀邊心想，談到文革及之後的篇章，還有多少「空間」去寫？結果談文革的篇幅少得很，而後來的篇幅，也竟然花了不少在描述楊絳著作的內容，在我而言，要了解楊絳的著作，自己去讀就可以了，不是不能談，不過一口氣揭十數頁也是類似的內容，就真的是有「騙稿費」之嫌了。

讀這本書，很難不想起，或很難不拿《一代才子錢鍾書》來比較。相比之下，《一》是本學術味道較高的著作，而《聽》則類似於口述歷史的書。看罷《聽》後再瀏覽網絡的有關評論，看到有人質疑《聽》當中部分情節有失實，不過對於一名九十多歲的長者來說，能記起這麼多就已經很不簡單了，況且自傳之類的東西，都是出於一己的記憶，當中少許出於主觀，或者少許誤差，在我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畢竟讀歷史嘛，還得多讀幾個版本，才有更全面的體會。

走筆至此，忽有一奇想：讀幾部由別人所寫的錢楊傳記，都有詳往（四九年前）略今（反右、文革）的情況，資料不足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是在《聽》的情況，會不會是楊絳（甚至吳學昭）認為，當中的過程，在楊絳自己的著作中已經寫得夠多，所以不再詳述（或在吳學昭的角度而言，是追問）？

當然，楊絳多次強調「自己是一個零」，認為自己的經歷微不足道，不過在讀《聽》的過程中，卻發現以前讀楊絳所寫、有關她在新中國的經歷的文章，原來表面寫得輕鬆、有趣，卻原來「辛酸誰人知」－－她在國慶到天安門觀禮就是一例。正因為此，我讀有關錢楊二人的書，最感興趣的，就是書本有沒有為兩人，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歷「補完」。不過可能一方面出於楊絳的性格，另一方面可能是她的《幹校六記》、《丙午丁未年紀事》甚至《洗澡》等文章，都己經寫了太多，而沒有在其他著作中多講吧。

雖說對《聽》這本書「詳遠略近」的風格，以至書本後半段的沉悶有點失望，不過作為一個「錢楊迷」來說，《聽楊絳談往事》仍是一本可讀性高的書，至於網絡有人追究吳學昭的「出身」，連帶質疑她這本書的筆觸，以至批評這本書不是傳記，又或是重覆《我們仨》的東西，則又可能是苛求了，因為這只是聽楊絳「談往事」而己，就當是一個新版本的錢楊生平歷史材料就成了－－不過讀完之後，再翻讀這篇提及的其他著作，以至其他有關錢楊二人的書，肯定是十分有趣的。

（又：讀這本書中，有關錢楊二人在上海時，與其他友人交往的經歷，提到不少名人，當晚看東南西北，也見到宋先生提到這些文字，作為讀者，實在很希望看到錢楊二人，與宋淇的書信）

在讀《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之前，也約略知道有關藤井省三，對國內譯者林少華的譯筆有微言的情況。七月時，讀到《明報》世紀版中一篇《林譯村上：零分》的文章，林少華在文章中，反駁藤井省三在《村》中對他的批評，不過自己後來讀了這本書的第五章（〈百家爭鳴的翻譯森林－－中國、香港、台灣譯本的比較〉，下文簡稱〈百〉）後，倒沒有藤井省三簡化地將林譯評為「零分」的印象－－這可能是林少華自己有點反應過度－－但是作者崇賴明珠（某程度上也包括葉蕙）貶林少華的意圖，確是十分明顯的。

私見認為，要評論一個已翻譯同一名作家多本著作的譯者的文筆，比較的範圍應該可以再廣一些。在村上春樹中譯的例子中，林少華及賴明珠都譯了相當數量的村上著作，如果單以一本《挪威的森林》去比較兩者熟優熟劣，好像有點「點到即止，意猶未盡」的感覺。

我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村上春樹作品涉及的文體有不少，小說固然有之，散文甚至類廣告文宣的東西也有，不同文體要求的譯法也有不同，好像是讀《挪威的森林》而言，我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葉蕙版（博益）的支持者，賴明珠的版本一直有點抗拒，但是賴明珠譯筆下的《朝日堂》系列，以至村上的遊記等，自己反而十分接受（雖則也有「畫蛇添足」的事件發生）。或者是限於篇幅吧，如果藤井用來比較的範圍更大的話，結果可能會更好。

〈百〉的重點，在於翻譯的老問題「信、達、雅」。藤井省三認為，林少華特別重視「雅」而「稍微疏忽了所謂『信』的正確度」（頁二二七，所引頁數均係台北時報文化版）。讀到這個「信達雅」這個概念，我反而重讀了一次《傅雷與他的世界》（下左圖，金聖華編，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四年）這本書，因為想起了傅雷經常提及，「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傅》頁二一六），及「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前引書頁二零八）的目標－－得承認，工作或多或少涉及翻譯的本人，是對這兩句是心悅誠服的，雖則自己「段數」太低，在實踐時永遠落得一榻糊塗。

如果將「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這句話，作為譯者追求的目標，那麼放在村上作品中譯的情況，又應如何是好？假如村上春樹用中文寫作的話，他會用上他的口語文學體，還是用「優雅」、一如林少華譯筆下的文體？當然，如果是賴明珠的擁躉，又或是完全支持藤井省三的觀點的話，選擇當然會是前者，但在這個假設性甚高的問題中，加上我們又不是村上本人，大概我們的答案，都不會是最權威的唯一標準吧。

既然如此，「村上的中文寫作」會是怎樣的樣子，到了譯者手上，很可能涉及一個推敲的過程，去推度村上懂中文的話，他會如何寫這些句子、篇章。不過，這畢竟涉及非常重的個人主觀成份，例如我們心目中的「文學中的中文」是怎樣子，等等，都會影響結果。林少華及賴明珠如何看待村上中譯，都可能受他們的教育，及多年積聚下來的文學觀、翻譯觀所影響，因而得出不同的結論，也就造就不同的文體。至於哪個更優勝，亦恐怕是各有各看法，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吧。

其實，從林少華及賴明珠的譯文差異，也可以看出「對原著忠實vs譯者譯文風格」的問題。明顯地，林少華的「濃妝」是明顯將他的風格加進村上的原著中，而賴明珠的譯筆，是不折不扣的忠於原著。我自己讀這些譯本的經驗，是總覺得賴明珠的譯本「不太像中文」，反而林少華的版本「好像順暢得多」，這也是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大約是八、九年前左右－－專注的看林少華版，而遠賴明珠版的原因。換個方式說，我對林少華的「風格」沒有太大的反感（反而是職業病使然，自己對譯錯東西的「硬傷」就極為反感），只是「過與不及是隨時隨地都可能有的毛病」（傅雷致林以亮書，見《傅》頁三零二），但老實說，我沒有那種對濃妝是否太過的敏感，這也許是我一致覺得林少華的譯文「也可以讀」的緣故。

藤井省三的〈百〉中，提到人名翻譯的問題，以「直子」、「綠」及「木月」作例之餘，又稱讚賴明珠作出「無微不至的顧慮」（頁二二二）。藤井認為，在《挪威的森林》中，主角的名字「具有深刻的象徵」，所以有用片假名的做法，但批評林少華將名字全譯為漢字，是封閉「更深入解釋的可能性」（頁二二五）－－奇怪，其實葉蕙也是全譯為中文的，但是為何藤井只針對林少華？誠然，小說作為文學創作，處處也可見到作者的心血，對於讀者而言，處處也有解讀的空間，不過如果說《挪》中的人物的名字用上片假名，藉以讀音去引導讀者，去作出其他聯想的話，換成中文的話，應該如何處理？

譯者的責任，是引導不懂原作語言的讀者，去領會原作，這個說法應該沒有太多人反對，不過涉及到「對等」的問題時，在中文譯本中，將片假名變成羅馬拼音，雖然在形式上是跟隨了原著，但是對於不懂日文的人（包括在下）而言，還是領略不了當中暗含的喻意，未能達到「全面對等」的目標－－看到通篇都是Kizuki，真是一頭霧水的（雖然村上也對賴明珠說，翻成英文好了）。在中文而言，這可能要用上「諧音」甚或「食字」的做法，才有可能解決這問題吧，不過自己會認為，用上譯注，或是統一用上中文，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藤井的批評，好像是吹毛求疵了些。

至於藤井在〈百〉中，指林少華有「中文國族主義思想」，以至林少華在〈林譯村上：零分〉之間「罵戰」，在我看來，實在有點無聊。我奇怪的是，藤井省三對於林少華的批評，已不止於文舉的分析，而是包括分析他的出身、經歷後，得出「不得已才搞翻譯」等等的結論，但這實在有點欠缺說服力。不過同樣地，我自己也覺得，林少華本人也太boast了些，好像上周出版的U Magazine中，林少華在〈尋找村上春樹：賴明珠X林少華〉中，他那些「讓我淪落成翻譯家」之類的說法，也令我對他「另眼相看」。看來林少華還是說少點較好。

說到底，不同的譯法沒有對與錯。反正村上自己本人也說過，他在乎的是翻譯的速度，即使譯文有點「差異」（a little off）也沒有所謂，又認為他不太擔心「語言表達的細節程度」（details at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總之他對於作品獲翻運感到開心（Jay Rubin，頁三一一），爭著將林少華的譯文，說得近乎一文不值的程度（對呀，我的感覺是藤井在〈百〉中是去「插」林少華的），好像是有點怪了。

傑魯賓也在《聽見100%的村上春樹》（上右圖）說過，「譯者的主觀處理，無可避免地扮演重大角色」，他自己也提到，自己譯的村上著作，與伯恩邦及Phil Gabriel的譯本也有不同的風格，亦承認伯恩邦的 “exaggerated hipness of expression” 有助《尋羊冒險記》吸引西方讀者的注意（Jay Rubin，頁三二零）。如果村上本人在乎的是作品的傳播（當然，準確是重要的前提），而林少華的中譯版－－在我而言－－也不致於錯得離譜的情況下，我難免對藤井省三的說法有一點保留。

雖然是速讀式、不很細緻的看，但一點讀後感還是有的。

《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這本書，一如較早前已看了此書的Diana所言，「是一本入世版的學術論文」。撇除頭一章，以及末兩章不論，藤井省三這部著作，就是將村上春樹在華語世界的興起，放在一個政治及經濟背景下進行解釋。作為一個讀了村上春樹著作一段日子的人而言，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方面的事－－因為一直覺得，村上的東西是「私人」的，不會因為社會氣氛如何怎樣，而去讀他的書。

藤井省三此書，是希望將村上春樹在中港台三地的讀者群的狀地，以及社會環境的變遷結合，去梳理出一套「框架」及「法則」。書中穿插的「順時針」、「經濟成長趨緩」以及「後民主運動」等多項法則，是否成立是見仁見智。我自己對此沒有太多意見，反正這是一個理解「村上春樹現象」的視角，不是唯一的解讀方法。

至於作者在書中，所提出的「森高羊低」及「羊高森低」的現象，確然是有這樣的情況，但是要放在政經的背景下來解說，則又好像言過其實了點。我的理解會是，《挪威的森林》會是這本書的原著，在日本大賣而成為文化現象，因而吸引出版商的注意而去引入，而藤井省三在書中所指出，諸如「語言與身體的溝通危機」的特色，與華語圈讀者有共鳴的因素，應該是處於一個較後的位置罷。

確然，村上春樹著作的英文版，問世的是他的早期作品，不過這樣的情況，其實也有一點無心插柳的情況。如果大家有讀過傑．魯賓（Jay Rubin）有關村上的作品《聽見100%的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of Words, London: Vintage 2005）的話，都會知道伯恩邦最初的村上小說譯本，是被包裝成給日本高中生所讀、用以提升英語能力的課外讀本，村上著作為外人所熟悉，要由另一名編輯「拯救」才得以成為事實（Vintage版頁一八八至一九零）。藤井省三在書中也有提及這個情況，但是只是寥寥數筆而己。

此時我想起，國內有關村上春樹的著作與「小資」的說法。藤井省三在書中指出，村上春樹在九十年代末在國內爆紅，也是靠《挪威的森林》一書，如果說這本書導致有「小資」的印象，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的說法罷。作為一個讀了《挪》很多次的人（不是說「三部曲」不好看，但我還是「森高羊低」的人），我從來不覺《挪》有小資情調，亦會猜想「村上＝小資」的印象，可能也是出版社的宣傳策略的結果，而非譯者的文筆所造成。

我亦會想，要打破這種情況，應該是要將作者的作品，完完整整的呈現出來，以顯示作者的多樣性。正如Nikita在公園仔那邊的留言所說，如果先讀了《聽風的歌》，再順序（指寫作時間而言）讀《村上朝日堂》系列，然後再讀《挪威的森林》，「會有那位無聊作家居然會認真起來的感覺」，跟著作品原版－－而非選集或東拿一篇，西拿一篇湊集成書－－出版的原意就在於此。自己書架上也有「國內漓江版」、由林少華所譯的村上著作（不讀藤井的書，也不知道它們是盜版），但正是拼湊出來的短篇集，這對於讀者構建「村上春樹的作品風格」是怎麼模樣，似乎是起了反作用。

有關藤井省三論兩地譯者的內容，下篇再談。

昨晚讀的一章，是《塞爾金及魯賓斯坦：南轅北轍的鋼琴家》。魯道夫．塞爾金（Rudolf Serkin）及阿圖爾．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都是名氣響噹噹的鋼琴家，見村上寫二人對於演譯以至成長及生活方式的對比，讀時的感覺是趣味盎然的。手上有一隻的影碟，是魯賓斯坦八十多歲時，與安迪．柏雲指揮倫敦交響樂團，演出葛利格、蕭邦及聖桑鋼琴協奏曲的錄影，即使對音樂一竅不通如我者，見到如此大年紀的人彈來看來絲毫不費功夫，心裡只有讚嘆的份兒。

相反，以前看過塞爾金演出的錄像，見他彈奏舒伯特的樂曲，神情煞是辛苦，也可能真的如村上在文中所言，塞爾金每次上台都不是開心的。不過要我從籠統的印象出發的話，要在塞爾金與魯賓斯坦兩者擇一，直覺上還是喜歡後者多一點。

自己喜歡讀傳記，音樂家的傳記更是首選。不過自己的印象是，音樂家的自傳（口述也好，筆錄也好），總比別人寫的傳記精采得多，經常提及的蘇堤爵士自傳固然如此，大學時讀過的大提琴家Pablo Casals的自傳亦如是，即使職業音樂家，年初讀音樂監製克爾蕭的The Ring Resounding，也有這樣的痛快感覺。至於魯賓斯坦的自傳（分兩本，上集叫My Young Years，下集叫My Many Years），也是極為有趣，值得一讀的傳記。

手頭上的《我的青年時代》（右，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全書譯出來六百多頁，但只是講述了他頭三十年的生活，簡直就是一本少年闖蕩歐洲的記錄。正如村上所言，當中的精采程度，會還人「納悶真的還是假的」，也一如魯賓斯坦在前言所說，他從來沒有留下日記，但是「漫長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因為他「超常的記憶力」而記著，對於令早幾前做了甚麼也極可能記不起的我們，寫此書時已年屆八十六的魯賓斯坦下，說的這番話或者會令人懷疑。但是．．．理得它！人生閱歷好看，令人大叫痛快就是了。

魯賓斯坦在書中所展現的，可以說是一個「無國界」的社會，只是憑著自己的本事，即使偶有潦倒的時刻，但永遠都有貴人扶持（他在一戰初期流落巴黎的生活就是明證），也以憑自己的本領，就可以出入文藝界廣結朋友－－總之，就是那時的人都相當單純及美好，這種待人接物的古風，現在可能是絕無僅有了，但這是教人懷念的。

可惜的是，譯這本書的三人，似乎沒有譯《我的漫長歲月》的打算，未能還這本已絕版多時的書重見天日（我指的是中文版）。猶記得他在下集中，說他移民美國的生活，名成利就之後周遊列國，還有他出任蕭邦鋼琴大賽的評決的事（印像中中他對傅聰的評價不太高，他自己本人印象也不深），看來要找天回中文，借來台灣在好幾十年前所出的舊中文版了。（記得那時是邊上數百人的通識課時，自己躲在一角看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