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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幾天興之所至，在facebook寫了這樣的一句：「幸福是，床頭一堆新書，一堆雜誌，睡前隨意翻翻，讓心靈安靜，作個甜夢」。縱或日常生活、工作瑣事如何擾人，回到房中打開書櫃，揭著自己喜歡的書，都總有令人思緒沉澱、情緒安穩的作用，可以暫時忘憂。

一直認為，閱讀這個行為，要實實在在的拿起一本書（或雜誌、報紙）來讀，才有「閱讀」這個感覺，過去一直也抗拒讀電子書，不過最近放假外遊的經歷，卻令我有點改觀，不，誇張一點說，是信念開始有點動搖。

素來都有外遊帶電腦的習慣，一來可以保持聯絡，二來也可以有需要時查查資料。在這次外遊前，強行從敗家老弟的手上，搶來了他那部iPad來用－－因為只是短線遊，犯不著帶太多東西，況且他最近也不太用。聽朋友說，iPad給他最大的樂趣，就是看雜誌很方便，於是安裝了幾個電子雜誌的程式，又想起自己一直都是《經濟學人》的訂戶，恰好它們也有iPad版的程式，又給我下載了來用。一打開來用－－請不要嫌我「舊聞當新聞」太過時－－感覺是真的有點震憾。

首先電子版雜誌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它們實在跡近印刷版，二來要看也非常方便，部分雜誌也加插了多媒體的功能，好像是WIRED，以至台灣的FHM等（第一期電子版是免費，之後也順道買了第四期．．．嘿嘿），閱讀的過程是十分快樂的。即使沒有多媒體功能，單單電子版的版面，要閱讀也沒有甚麼不便或不習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過去一直買的幾本外國雜誌都有電子版，而它們的價錢比買印刷版便宜了三分之一，小數長計，真的可以省下不少。

用了iPad幾個星期下來，除了免費的雜誌外，自己也受不住誘感，掏腰包買了好幾本電子雜誌來看。另一個結果，就是退訂了好幾本雜誌的印刷版，為全面改看電子版作準備。過去一直都希望，找到一種電子裝置，給我在每天通勤上班的途中，給我方便地吸收資訊，很薄（但很貴）的手提電腦、便宜的上網本電腦都試用過，但是效果不太好，主要是當時未有流動上網之故，此外開機亦需時。後來用了智能手機，去吸收較短的資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看雜誌消磨時間的功能還未達到，但是此時此刻，iPad看來滿足到我的需要。

近日看到統計數據說，在美國，電子書的銷售已經超越實體本的書籍。不過我自己還是認為，從消費者覺得來看，iPad、XOOM之類的平板電腦，對於一些假以時日之後，可以丟棄的資訊－－對我而言就是雜誌－－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載體，不過任憑電子裝置再方便再精巧，看來刻下還是取代不了印刷精美的書籍，以及部分雜誌，還有它們捧在手上的質感及觸覺。我很難想像用iPad看《國家地理雜誌》（雖然他們有電子版），又或是訂裝精美的董橋新書。這是不是知性與資訊，在電子書與非電子書之間的分野呢？

不過說不定，假以時日，我又會寫一篇文章，高呼電子書萬歲。但那一天到來時再算吧。

前言：最近生活時區，又再次由GMT+8調回GMT-8，睡眠時間易調，但是生理時間難調得很，在這個轉折期內，當然又是一個星期的空白－－這裡都快變成周記了（不是一早變成了麼？笑）。

先說兩宗注定在此地傳媒，不會曝光的舊聞。其一，是德國法院准許一名「懷疑」以色列特工保釋，此公所涉的事件，就是協助他人取得護照，而這些人涉及今年較早時候，在迪拜發生、哈馬斯高層被刺殺的案件。事件當時鬧得沸沸揚揚，一來迪拜當局說，「九成九肯定」事件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所為，二來涉及事件的人們，都是用德國、英國及澳洲等國的護照入境的，自己國民身份被人挪用，這幾個國家自然有點動作，不過事隔幾個月後，又好像被人遺忘了。這是互聯網時事新聞事件的本質。

另一宗「舊」聞，是以色列成立的委員會，就五月其以色列士兵，登上原擬運載救援物資前往加沙的貨船，結果打死九名土耳其公民的事件，開始進行聽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作證時說，以色列及以色列國防軍的行為「符合國際法」，以軍參謀長則說，軍方沒預計到反抗力道之大，士兵蒙受性命威脅－－潛台詞就是，開火是逼不得已。這樣的論調，早在預期之內，根本不會寄望以色列自定進行的調查，會有甚麼驚天動地的結果出來。

中東的新聞，在這個七百萬人的城市，當然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好友莊氏認為，這個情況令他覺得「腌悶」，但是套用那句老話說，此地受眾一直將公眾興趣與公眾利益「調轉」來看，此等大事又怎麼會有注意呢。不過我倒想用另一個角度來說說故事。

兩宗事件，涉及的是域外執法，還可以扯上「急切性」（urgency）是否凌駕一切的問題。在貨船事件上，以色列由始至終，一直強調貨船上的人先開火，無異是為敵我交鋒中，因自衛而開火尋找支持，因為以軍對平民船隻先開火的話，那末連丁點的自衛說法也站不住腳；同樣的，雖說以色列視貨船而及哈馬斯高層，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但是又是否犯得著，甘冒行蹤敗露（刺殺哈馬斯高層；事實也是敗露了）以及國際輿論的譴責，去「先發制人」呢？此兩者對於一個國家的威脅，是否已經大到非採取行動不可呢？這個問題不可能有答案，因為我們從來不是決策者，不過我倒是想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當時德國首相在國會陳詞，為軍隊開入中立的比利時辯護時的話：Gentlemen, we are now in a state of necessity, and necessity knows no law（諸君，我們現在處於迫不得已的境地，這境地視法律為無物的）。

但今日休息，偶然在家亂翻書時，卻有另一番體會。隨意揭起當年留下來的一堆《讀者文摘》文章，快快的翻讀了前摩薩德特工馬爾金（Peter Malkin），在一九九零年所出的書Eichmann in My Hands的節錄（當年中文譯為《捉拿殺人魔王》，載一九九一年四月號）。馬爾金是當年有份，在阿根廷將有「猶太人大屠殺設計者」之稱的納粹分子艾克曼（Adolf Eichmann）綁架，然後偷運回以色列的摩薩德特工之一，他筆下的捉拿過程驚險刺激，是我多年最愛讀的「書摘」之一，不過今次再重讀，卻給我留意到一個有趣的枝節，就是當年到阿根廷執行任務的特工們，都是一概拿著德國護照入境的，另外整個行動本身，其行事手法都與迪拜那宗刺殺事件幾乎一樣，只差在沒有將艾克曼就地正法而已－－事實上那群特工也考慮過這樣做，不過被一句崇高的話否決：「這就是他〔艾克曼〕和我們不同的地方之一。」

雖然艾克曼被捉拿並偷運回以色列的事件，當年引發過阿根廷和以色列的外交風波（最後握手言和），但是馬爾金也不忘在書中說一句，以色列在各地的使節都在私下裡受到祝賀，這等於承認事件以色列「基於民族及道德利益而不得不進行的」。就當馬爾金的論述是沒有反駁、質疑的餘地吧，為甚麼當年同樣在以色列的眼中，認為是不得不幹的行為，當年與今日，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響？論其手法，由追捕艾克曼，以至暗殺哈馬斯高層，還有多次行為，以色列多年來都是照辦煮碗的，不過當年拘捕艾克曼受到讚賞，而現在受盡批評，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以色列經常宣之於口的「有其必要」，已經信用缺缺－－這種轉變，相信除了政治之外（對付納粹分子是毫無異議vs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所引發的爭議），也可能涉及民意對以色列的態度的轉變，難怪當日暗殺哈馬斯高層事件曝光之後，有人認為這是以色列拿石砸自己的腳一樣。

不過情況是否「迫不得已」，從來都是主觀意志大於一切，旁人不容置評的。或許對於以色列來說，哈馬斯、伊朗、真主黨等威脅，都與納粹無異，但這種目空一切、惟保護自身生存（其實這在此時此刻仍成立嗎）而需要一切手段的態度，不就是近年外界對這個國家的負面態度愈來愈強烈的原因麼？

其一

出外旅行，逛書店是指定動作之一，即使上網買書方便得很，基本上想買甚麼就有甚麼，但是行書店時，搜到特別中意的書，那種喜悅的心情，是遠比在虛擬世界中，猛擊滑鼠放進購物籃的感覺為強的。

這次到上海，有兩間書店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首次是上圖這一間。新華書店以前給我的印象，就是又殘又舊、擺設凌亂、還要是燈光晦暗，活脫脫就是一派國營企業的本色，我這次在上海勾留七天，住的是徐家匯那一邊，離港匯廣場（顧名思義，就是港資開的啊）很近，第一天去到人生路不熟，自然先在住的地方附近走走，orientation是也，怎料到在商場內，竟有一間裝修如此有page one風格的新華書店！

不過更令我驚喜的，是第一晚吃了飯過去，見時間尚早，決定外出走走，隨心地在陝西南路站下車，發現地鐵站大堂內有一間書店。地鐵站內有商店本是尋常事，不過書店就比較特別一點，進了去以後，真有點「發現新大陸」的感覺－－這間叫「季風書園」的書店，入貨眼光實在很合我的胃口，社科、文學、歷史書有不少之外，更要命的，是藝術及音樂的書雖只佔數個書架，但是所選來賣的書，真是有點「十居六七都想買」的衝動，結果嘛．．．第一天就砸了旅費的八分之一去買書，若非不斷提醒自己，行李塞不下的話，我想會買得更狠手。

後來回港以後，上網查查季風書園的資料，才發現它的名堂響噹噹的，都可說是旅行的意外收穫了吧。

說實在的，這種面積不大，有個性的書店，是十分「好行」的。不是說那些「書城」不好，它們的確是夠大夠書多的（福州路的上海書城，有七層那麼多，「行死人了」），但是人也多，書也多的時候，人很容易心散，又或是有壓迫感，不能隨心的選書、搜書，雅興也敗了不少。下次有機會再去上海時，應該再到那裡走走。

其二

在上海期間和朋友吃飯，說到對此地書店的印象，我說了一句：好像在上海，找到音樂、藝術類的書的機會，比在廣州或者深圳高一點。五年前初到上海，給我找到魯賓斯坦所寫的《我的年青時代》，今次一遊，買的六本書，有五本都是與音樂有關的，可說是交上了好運氣。

二號至五號四本書，都是在前述的季風書園買的。《世界的音樂》是指揮家Charles Dutoit的訪談集，《生活在音樂中》是鋼琴家兼指揮家巴倫邦的自傳，《紐約時報歌劇評論精選》應該不用多介紹，現在當床頭書的，是呂正惠的《CD流浪記》，讀這名台灣學者瘋狂買唱片和搜尋唱片的歷程，除了感到非常「過癮」，也不禁發起白日夢來，想著如果中了六合彩的話，也要學他般狂買唱片，那管買了以後是否會聽（呂正惠也承認，買的多，是否會聽又是另一回事）！

至於那套《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本來是在季風書園在來福士廣場的另一間分店「發現」的，但當刻沒有買，之後一直心思思想回去「據為己有」，但是苦無時間，但是在我離開上海之前，再行一次港匯廣場內的新華書店，卻發現店內有一套，雖然整套書要八十大元（好像有點貴），但是也得買．．．在回港的航程中，匆匆讀了訪問傅聰、殷承宗以及普哥利殊（Ivo Pogorelić）的數章，可讀性甚高，值得推薦。

最後那本洪晃所寫的《我的非正常生活》，純粹是衝著她是章含之的女兒而買的，其實很久以前已經知道這本書的存在，不過一直沒有買，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其三

在逛書店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本名為《鯉》的「雜誌書」，買下它，純料是因為執面上標明「村上春樹獨家專訪」的緣故－－雖然那個訪問只有一頁多一點，有關《1Q84》的提問及答案，大多已在其他媒介上讀過，頂多再加一篇村上領耶路撒冷獎的那篇感謝辭（還要是節錄！！）而已，有點「呻笨」，不過這種製作精美的「雜誌書」，令我想起以前很喜歡讀、台灣出的「Net and Books」，還有很久很久以前，本地所出的《愛+情故事》．．．想當年，初次接觸《村上朝日堂》的文字，就是從這本雜誌書而來的啊－－不禁要說句，老了，老了。

當年初接觸董橋的作品，是現在人在英倫的大學同學Ｃ氏介紹的，當年大家都讀得非常入迷，後來Ｃ氏覺得，董橋的文字太柔，沒有興趣再追讀下去，我倒是繼續讀他的文章：現時逢星期日的《蘋果日報》，那版專欄其他欄目可以不看，唯獨是董橋的文章非讀不可。

近年好似董橋多寫了文物，寫藏書、搜書的文字少了，近日放在枕邊的書是他的《今朝風日好》，大半本都是寫書的。董橋寫舊人舊事固然好看，看他寫那一代的人的藏書文章更好看，每次讀到他筆下那些文人雅士，滿室藏書，還有談書論書的景像，次次都看得我口水直流，羨慕的不只是他們有閒情雅致，去博覽群書的餘閒及功力，還有就是他們有這樣的經濟能力，為自己張羅布置一間充滿書香的書房！

時間太少好書太多，固然不能一一細讀，最令人煩惱的，是愛讀書的人大抵都有買書的喜好，但是此地居所寸金尺土，能自己獨霸一房已經不錯了，但也得要安頓衣服、睡床，還有一大堆私人東西，能挪出來放置書籍的空間，真的買少見少。自己房中一個書櫃，早已是堆滿書了，還得不時左移右挪，去盡量騰出空間去安置新的書籍，這真的與地產商「無所不用其極」，用盡任何空間去賺錢的手段，其實也是殊途同歸。（一笑）

你說，看到董橋筆下那些藏書極豐的人，怎能不稱羨？

但是總得要看現實低頭呀。書不斷的買，總也有將空間塞滿的一日。中學上經濟課，學會的第一名詞是機會成本，要有空間放新東西，就得要放棄另一些東西，但是愛買書都會捨不得扔掉舊書，近日讀肥佬朋友慨嘆「無垠書海，何處是岸」，又在面書上看到友人說，在書架上發現好多「雞肋書」，不知留還是不留好，真是深有感受。當然，不少機構不時舉行收書活動，我一年總有兩三次，將不要的書捐出給這些機橋，但是揀選不要的書的過程，真是痛苦不堪－－每次挑了出來，拿出家門前，都在想「這本書以後或者有用／可能再看」，要將書籍「逐出家門」，真是要鼓起極大的勇氣，比向異性示愛更難．．．

這樣無病呻吟式寫了好幾百字，無非就是又有一堆書，明明已經被逐出書櫃，但是此刻還堆在書桌後的雜物堆上，還未正式「離開」。當中包括季羨林的《留德十年》、Mitch Albom的《相約星期二》及戴厚英的《人啊！人》等－－有沒有人有興趣收留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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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舊書說新書。近日睡前讀的是《今朝風日好》，其他時間除了讀雜誌，其他時間都是讀英國記者Nick Davies所寫的《平面地球的新聞》（Flat Earth News, Vintage, 2009）。雖然書中描寫及批評的，是英國新聞行業因為傳媒老闆營商逐利、追求「速度」、還有公關泛濫以至人手短缺等多種因素，以致傳媒充斥「抄聞」而非「新聞」的因素（文中用語是Churnalism，與Journalism相對，查churn可解「粗製濫造」，但是本質還是將press release、其共其他現成報道「搬字過紙」，當成自己所寫那般，其實這與「抄」或「炒」有多少分別？所以就將churnalism權當「抄聞」，以取諧音矣），但是令人震驚以及嘆息的，是若將Nick Davies在書中描述的情形，放在香港（或可能是任何地方）的傳媒行業身上，也可能同樣適用。

現在我只讀了頭三章。但對於Nick Davies指出，現在記者根本沒有時間「查證」消息來源，真是深有同感。我們對於貌似可靠的新聞來源，好像通訊社等，抱著深信不疑的態度，但是作者卻告訴我們，其實很多新聞來源，早在源頭就已經有問題，試問經過「新聞工廠」加工製作出來的東西，又有幾多是可信的？不少傳媒機構美其名曰增植，搞出不少名堂，但是為了量的增加，就將新聞的質犧牲不少，這簡直與書中所描述的景況完全沒有分別。上周與同學吃午飯，我偶然提起這本書，說公關如何「為禍」新聞時，雖說書中提的是英國的情形，但是對方也驚言：香港的情況也就是一樣，因為記者對公關的依賴，也是令人吃驚的嚴重（我這名朋友從事相關行業，有不少一手經驗，事後對方也對這本書有興趣，應該此刻也已買了）。

縱或有對Nick Davies所舉的例子，有時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是我會認為，這本書是值得推薦一讀的。老實說，也有點節譯出來，分享同好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