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家事國事' Category

希特拉近來很「忙」。這邊剛被北韓點名，形容他本人是安倍晉三的分身；另一邊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又形容中國對南海島嶼的主權主張，猶如他在一九三八年對捷克蘇臺德區（Sudetenland）的主張般。一時要做日本人，一時要做中國人，換轉我是希特拉，我也會說：「俾條生路我下啦，好唔好？」

轉會正題好了。在阿奎諾三世的《紐約時報》訪問中，除了談中國、談海燕風災重建，這個總統也談到馬尼拉香港遊客人質事件。不過對他而言，這只是sideshow of a sideshow，不值得重視，否則不會只得寥寥三數句：

In his first public response to the sanctions, Mr. Aquino said he had no plans to apologize, saying that doing so could create a legal liability and noting that China had not paid compensation to the families of Filipinos who have died in episodes there.

阿奎諾三世說他不會就人質事件道歉，這不是第一次。去年他在印尼峇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耍了香港一眾官員之後，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今次的新猷，是他說如果道歉先例一開，就會構成法律問題，又指中國既不陪償在當地遇害的菲律賓人，菲國也沒有理由對事件的死傷者作出賠償。

乍看上來，這番話很像很合理，但這其實是偷換概念而已。不論「中國不賠償，菲國也不賠」這種邏輯，是臭蟲論的體現，其實阿奎諾三世的用意，是將國民在海外遇意外而過身，以及國民在海外「因為在地國的政府失當」而過身，混雜一起以模糊外界的視線而已。

同理，他之前說區區一個槍手，不能代表整個菲律賓，所以政府不能道歉，亦是應用了同樣的模糊焦點技巧。當然，一國／一地之民眾去到另一個地方，不一定可以平平安安回家，他可能會遇上天災，亦可能遇上人禍，一個槍手門多薩，當然不是菲律賓政府指派，他可能挑著一個日本旅行團下手，又或者選擇一部載滿中國旅客的旅遊巴作目標。但是香港人對這宗事件的不滿，不是門多薩挾持人質，而是透過電視直播，看到了菲律實所謂警方突擊隊的無能，還有之後的研訊，所揭露的決策人員的無能，以及對事件死傷者家屬呼聲的蔑視。

如果單憑一句，一名槍手不能代表國家，所以不能道歉，就可以將事件打發掉的話，那麼就肯定是有人對其政府人員的過失，有意識地選擇視而不見、故意忽略的態度。

在此先岔開一筆，說說六十多年前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軍軍事法庭對曾帶領日軍，攻佔馬來亞及新加坡的日本將軍山下奉文作出起訴，理由是他要為日軍在二戰末期，於馬尼拉屠殺平民負上責任。雖然山下奉文在法庭上辯護稱，犯下戰爭罪行的部隊不屬於他指揮，而當時的情況亦未能令他可以傳達指令，去制止這些暴行，但法庭以他身為在菲律實的日本軍隊的指揮官為由判他有罪。山下奉文最終被問吊處死，而「山下奉文原則（Yamashita Standard）」－－指揮官未有履行／故意不執行其職責，以控制屬下部隊，並導致後者犯下戰爭罪行，指揮官需要負責－－亦隨之確立。

不說那次軍事審判是否合理，或山下奉夫的辯護理由是否成立，但是「指揮官責任（Command Responsibilty）」到現在，已成為判定戰爭罪行成立與否的一個因素。《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二十八條，亦有列出指揮官是否需要為下屬犯下戰爭罪行負上刑事責任的條件。

我舉這個例子，不是說阿奎諾三世犯下戰爭罪行，但是他作為菲律賓行政部門之首，而菲律賓行政部門，包括內政部以及其下屬的全國警察委員會，他是否應該為這些部門的失誤、失職、無能負責，或者至少作一個表態？他總不能說警方的無能，不代表菲律賓了吧？他要道歉的，不是為了槍手的行為，而是營救人員的窘態。

夜揭書。讀金聖華編的《傅雷與他的世界》，當中一段：

．．．然而，「批判」者列舉的論據，卻只不過是傅雷在一次朋友間的閒談中說的一句話：「選舉先圈定名字，總歸不民主。」如此而已。（葉永烈：〈傅雷之死〉，金聖華編，《傅雷與他的世界》〔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5月〕，頁106）

對。對所有關於反對普選、還有強調篩選「有其必要」等等的言論／廢話，我想傅雷這句話，已經可以完全將它們駁倒了。

（又：傅雷這句話，應該很「潛力圖」，不過鄙人製圖能力太低，不便獻醜了）

在台灣的最後一個下午，坐的士回下榻的酒店拿行李，和的士司機談起陸客（大陸遊客）來台的問題。我問的士司機對此的態度，他不加思索就回答說：「我恨不得再多一點呢。好讓我們多一點生意．．．現在嘛，陸客的確是多，但是賺的都是開旅遊車的，一車一車的載走陸客。」話題之後很自然的轉到生計問題，那名的士司機抱怨說，油價不斷漲，自己的收入不斷減少，生活大不易。我問他：「你們那個陳沖院長，不是說要施政要令民眾『有感』麼，你怎麼看？」他沒好氣的說：「他吹牛啦！姓陳的都是吹牛大王！」

我好不容易才忍著笑（大家聽得出弦外之音嗎？）。打開台灣電視新聞、看報紙，每日長篇累牘的是經濟不景、民生艱苦、油電雙漲的報道，所以上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那期《經濟學人》，報道台灣經濟不景、馬英九民望低落，我並不出奇。對於文章的題目 “Ma the Bumbler”，可以在台灣傳媒及政界引起話題，我亦是可以預期的，不過話題延燒足足一星期（還沒有完），倒是有點驚訝。

我得承認，對於但凡有外國媒體，對他們的領導人作出評論時，台灣傳媒、名嘴，還有民眾，就極度熱衷去討論及分析，還要是細微至連當中有沒有弦外之音，又或是遣辭用字，都非得dissect不可的程度，我是搞不懂的。幾年前已是如此，這次 “Bumbler” 事件亦是如此。正如南方朔在十一月十九日《明報》的文章所言，《經濟學人》的文章，「連半頁都不到」，文章內容亦極其是近幾個月台灣諸多民生施政事件的綜述，類似的內容早已被台灣的媒體反覆報道，唯獨是 “bumbler” 這個形容詞令人著了魔般，反覆爭拗該如何譯（說穿了，就是為了本身立場有利，而去扭曲這個字的原意），甚至連余光中也參進一腳，才是真正令人值得注意的地方。

當然，《經濟學人》是有影響力的雜誌，與前述三年前那本名不見經傳的Mental Floss比，當然是天淵之別。亦可以理解的是，對於外交空間不斷縮小的台灣，有「世界級刊物」要對一國之首報道、置評，有予以注意的價值。但是一頭栽進去討論早已被報道得滾瓜爛熟的消息（《經濟學人》極其量只是覆述而已），是近乎「執狂式在乎」外國怎樣看台灣的心態的又一次呈現。當然，對施政的評論，有錯則改之無之則嘉勉，總不能讓意見fall on deaf ears，但區區一個形容詞，就令上至政府（例子：台灣駐英代表沈呂巡，投書《經濟學人》為馬英九辯護。）下至民眾都進入亢奮狀態，而忽視了《經濟學人》的風格，是習憤在題目上「玩世不恭」，喜好玩one-liner這些「趣剋」（Trick），不是失了焦麼？

近日讀許知遠的書《偽裝的盛世》（台北：八旗文化，二零一二年十月）。許知遠在其中一篇〈放鬆點，我們是大國〉，寫到零八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送遭遇示威抗議時，美國CNN主持人卡弗蒂對中國的評論，引起強烈反彈的事件。他在文末寫道：

如果繼續深入探究，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對外來批評的過度憤怒，與其說是真正對國家榮譽的熱愛，不如說是長期生活在一種受困社會的人群的情緒反應，它起源於內部，而不是外部。（頁二四五）

雖然文章說的是中國大陸，但我會覺得，這對台灣這次 “bumbler論戰” 有適用的地方。台灣民眾沒有對《經濟學人》的報道有所憤怒，但是「過度反應」卻是有的，只不過我們分析其因時，「內部起源」會是甚麼？它不是單純是政府施政得失，因為這只是一個內政問題，它要加上甚麼樣的因素，才能在「涉外交流」中產生反應？

曾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上月在《聯合報》有一篇文章，感嘆台灣「像自我閉鎖的孤島」，當中更質疑是不是「媒體的集體墮落讓台灣人集體弱智」。台灣傳媒不是沒有駐外的通訊員、駐外記者，我在台灣的報紙上，亦不時看到我希望看到、但在中港傳媒看不到的外國消息報道，但是它們的地位，還是給島內的口水戰，及（在我看來）沒太多新聞價值的「新聞」所淹沒，我不敢狂言道「集體墮落」，但台灣傳媒是過份留意於「別人如何說我們」，而不是「我們要看/學別人甚麼」，這也許是我前段所提到的那個「因素」吧？

過度介意「別人如何說我們」，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可能是一個沒有自信的表現，但是其因如何，以及為何擺脫不了這個心態，恐怕得由台灣人指教了。

在學校學習寫作及辯論訓論中，其中一個經常出現的教條，就是立論時用來據之以立的理據、資料，必須符合事實，否則即使提出的論點如何理直氣壯，到最終還是站不住腳的。讀今天（周六）《蘋果日報》李怡的署名〈蘋論〉，真猶如一盤冷水淋在頭上，再提醒我這個道理。文中提到：

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香港救災體制本來就相當完備，有災難發生，所有救援機制都自覺啟動，誰要中央關心？哪裏需要中央指示才有動作？等你救援船來到，人已救得七七八八，根本幫不上忙。1996年嘉利大廈大火，港督彭定康第二天才到現場，記者問他何以姍姍來遲，他說：「當消防員正努力撲救大火的時候，我來這裏對救援工作並無幫助，只會影響消防員的工作。」

段首的確說得不錯。觀乎十．一南丫島撞船慘劇，還有李剛之流的「突兀表態／公布／致哀」（天，事件中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喪生，不是在從在現場的警消，亦不是在海怡半島碼頭救人的人員，亦不是各間醫院的消息，而．是．一．個．中．聯．辦．主．任！），確是正如這篇論到，「觸動了香港人的神經」。不過一九九六年嘉利大廈五級奪命大火發生時，時任港督的彭定康，是否在第二天才到現場呢？這段在YouTube、錄下了九六年十一月廿日新聞報道的短片，可以完全推翻李怡的說法。

李怡錯引資料，這次不是頭遭。四年前的艷照門事件，亦有類似的紀錄。對於這個狀況，從好的方面、或基於疑點利於歸於被告的角度出發，是這次這名報界前輩一時手誤，但是一份報章的評論，即使署名也好，並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不然的話，我認為是很危險的），除非是很多人同時「看漏」，否則如此令人失笑的錯誤，按道理不會發生。若從壞心眼出發，就可能得出這名前輩，為了擁護一己之觀點，也得要無視一些事實，而去創這一些「資料」去作佐證。但願這次是前者吧。（不過我曾說過，對於李氏的文章，擲紙而嘆的次數，比擲筆而讚的次數多，他的作品早被我列入「得啖笑」系列了）

亦順道說說，十．一海難發生以後的一些感受。

十月四日（周四）哀悼日之前，曾看到一些責難，指為甚麼事件既然在十月一日晚發生，十月二日早上已經確定，事件死亡人數由清晨的廿五人增至三十六人，衰悼期還要「遲」至十月四日才開始。這令我起了一點好奇心，想知道這十幾年以來，但凡大型天災、意外、甚至人禍等，我們有沒有要搞官方哀悼期的「傳統」。

正因為此，我找了一個下午，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翻看一九九六年嘉利大廈大火後的剪報（不過處理那些微縮菲林機，真的是令人焦頭爛額），看了當時的《南華早報》、《明報》及《星島日報》，找不到當時有官方下半旗、設弔唁冊之類的舉動，反倒是彭定康之後出席立法局的答問時，有全體會前默哀的安排。之後的二零零一年九一一襲擊、零三年七月九巴巴士於屯門公路墜下意外、零四年的南亞大海嘯、零八年五月的旅遊巴於西貢公路翻車，亦沒有類似的安排。設有哀悼期、官員率眾默哀、下半旗及設弔唁冊的安排，應該是從零八年汶川地震時開始。之後一零年的菲律賓人質挾持事件，亦有類似安排。

時機方面，零八年汶川地震的哀悼安排，緊跟內地，同在五月十九日舉行，當晚的幻彩詠香江亦暫停。至於一零年的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則在事件發生後第四日（八月廿六日）舉行哀悼日，不過幻彩詠香江就早在事件翌日暫停，並在之後的兩日繼續停演。

設立哀悼日是否要「即時」，或在事件發生後一兩天就要舉行的問題，我實在不懂回答，不過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或者各位可以討論一下：我們為甚麼要執迷於一個官方儀式？難度沒有官方牽頭，就代表我們不哀悼這次海難的死者？有關的責難，是不是我們對於這個政府不滿的投射？我們一方面批評，這個政府事事要看中央，甚至是質疑是不能在國慶節假期搞哀悼，但是我們這些哀悼儀式，形式、過程與國內的並無分別，為甚麼我們要拘泥於這種當局的八股？

至於梁振英在事發後，去海怡半島碼頭視察，亦有人批評是「阻頭阻勢」的意見，亦令我想起文首提到、彭定康去嘉利大廈大火現場視察的事件。當時亦有人責難，彭定康視察救援後，亦有人批評他是妨礙救援人員工作。重大事故發生後，領導者到現場視察可以理解，不過以大眾－－尤其是網上輿論，及部分網上輿論領導者－－對於這名特首的觀感，恐怕是去不去、甚麼時候去，都會惹來批評吧。但是撇開梁振英在李剛身旁當「副官」的那一幕不論，我倒覺得，這次當局的處理，沒有值得大肆批評的地方（有人質問當晚煙花應否取消，我會認為這是太吹毛求疵了）。

互聯網世界，事事求快，事件要「即食」，發表意見要「即時」，最怕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但是一味求快的同時，我們也看來忘記了，評論前要將所有因素、背景、各方理據都一併加以考慮的要求，總之最緊要旗幟鮮明－－那怕是個人偏見掛帥也好。只可以說，要堅持評論要公道的一套，在這世道是不合時宜了。